唐朝皇帝明知宦官专权的危害,皇帝为什么没有从根本上自理

唐朝皇帝明知宦官专权之害，却未能根除，根源在于宦官是皇权最信赖的棋子，用以制衡朝臣与外戚，正如古语所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皇帝借宦官之力维系权力，却反被其束缚。

宦官专权的根源

宦官专权在唐朝成为独特的时代标签，这源于中央集权制度的特殊性和皇帝处理政务的现实需求。皇帝个人精力有限，无法事必躬亲，只能分权给身边人。用人原则有三：朝臣、宗室外戚、宦官。朝臣虽名正言顺辅政，却非心腹，皇帝常怀戒心；宗室则因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的往事，更不可靠。唯独宦官，因其身体残缺，集团特殊，注定只能效忠帝王，成为最让皇帝安心的臂膀。

唐朝皇帝深知宦官专权之祸，却为何不彻底铲除？宦官不会削弱皇权，皇权强则宦官盛，他们不会自断根基。因此，即便宦官势力膨胀，皇帝依旧宠信不衰。朝臣与外戚的争斗，更为宦官掌权创造了条件。中唐以后，科举入仕和边将入朝的官员根基薄弱，在京城政治漩涡中，他们需寻靠山以固权升迁，宦官便成了理想选择。而宦官也借外朝人士扩大势力，排挤对手，如宰相元载便是投靠宦官李辅国而得相位。

这让我想起道家修行中吕洞宾的故事：他本可飞升成仙，却因贪恋红尘权位，延误道途。皇帝亦然，沉溺于宦官的便利，忽略了长远危害。正如古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皇帝身处权力中心，难见全局。

皇帝的无奈选择

唐朝后期，朋党之争与官僚投靠让宦官势力愈发壮大。多次“南衙北司之争”中，宦官凭军权和帝宠发动政变，如二王八司马事件、甘露之变，削弱朝臣势力。南衙至后期连立帝大事都无发言权，全由宦官定夺。外戚宗室势力的衰微，更给宦官膨胀之机。皇帝惯用内廷制衡外朝，外戚本可辅政控权，但因血缘易成同盟，反成皇权威胁，故皇帝只视其为工具，转而倚重宦官。

李唐王朝出身胡汉世家，宫廷保留异族习气，皇位继承受胡人“诸子有勇力者即位”影响，嫡长子继位者寥寥，多靠武力夺权。这动荡中，宦官久居内廷，熟悉宫廷事务，有导引、守门、侍卫之便。若宦官拥立新君，新君在乱局中依赖更深。后期皇帝渐失政治信心，沉湎声色，政务落于宦官之手。宦官为固权，更诱帝享乐，塑造胸无大志之君。

如大宦官仇士良，侍奉六帝，专权二十余载，其“固宠术”便是让皇帝耽于玩乐，乐此不疲。这似八仙中铁拐李的传说：他本欲度人，反被俗世所困。皇帝大权与享乐兼得，宦官之害便如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适宜的土壤中蔓延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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