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之战刘备到底占据什么优势,曹操为什么会输给刘备

汉中之战，刘备所以能胜，在于他占尽了“人和”之利；曹操所以会败，是因他“天时”、“地利”未占全，更在关键处失了“人和”。

汉末风云际会，曹刘二人，皆可谓一世之雄。然论家世、根基、实力，刘备始终逊曹操一筹。当天下大势渐趋明朗，二人于汉中之地交锋时，刘备实力仍远不及曹操。然结果出人意料，实力雄厚、用兵如神的曹操，竟败给了屡败屡战、根基未稳的刘备。其中关窍，耐人寻味，非仅战场厮杀之胜负，更关乎大势、人心与决断。

一、势在必得：刘备的“人和”之利

刘备取益州在公元214年，立足未稳。次年，孙权索荆州，两家几至兵戎相见。恰在此时，曹操显出其高明之处，他窥见刘备下一步必图汉中这益州门户，遂于215年三月，抢先南征张鲁。至十一月，张鲁降，汉中易主，曹操留夏侯渊、张郃镇守。此时刘晔、司马懿皆劝曹操乘胜南下，直取益州，然曹操未纳其言，北返许昌。这一迟疑，便给了刘备喘息与图谋之机。

刘备闻讯，即刻与孙权议和，割让荆南二郡，火速回师。他深知，汉中乃“益州咽喉，存亡之机”，若不得，则蜀中永无宁日，北伐宏图更是空谈。故其决心之坚，可谓“男子当战，女子当运”，举全蜀之力，志在必得。此即“人和”之首义：上下同欲，目标一致。军师法正、老将黄权等力主攻汉，后方更有诸葛亮坐镇成都，足兵足粮，解其后勤之忧。刘备集团虽新合，却在此生死存亡之目标下，拧为一股绳。

这让人想起道家修行中“凝神聚气”的要诀。昔年吕洞宾未得道时，云游四方，屡遇挫折，后得钟离权点化，方知“心不专一则道不凝”。遂于终南山下，摒除万缘，一门深入，终得纯阳之体。刘备取汉中，亦有此“凝神聚气”之象，将全部精神气力，聚焦于一点，其势虽初弱，其锋却锐不可当。

二、进退维谷：曹操的“天时”之失

反观曹操，其处境则复杂得多。得汉中后，他为何不听众谋士之言，一举下益州？史家多有揣测。或言其志得意满，或言其忌惮孙权、关羽于后，或言其忧虑北方乌桓、鲜卑不宁。总之，曹操之心力，已不能全聚于西线。天下太大，敌人太多，他需坐镇中央，四方兼顾。此即失了“天时”——未能把握住刘备最虚弱、益州最动荡的那个短暂时机。

及至217年，刘备准备停当，大举进攻汉中，战役打响。曹军主将乃“虎步关右”的夏侯渊，其人勇猛善战，初时据险而守，刘备无计可施，双方对峙近一年。此时曹操在何处？他坐镇长安，并未亲临汉中前线。这便种下了败因。主帅不在，虽有良将，终缺一锤定音之权威与应变之全局视角。

战至219年，关键转折到来。刘备用法正之计，声东击西，诱夏侯渊出关救援。老将黄忠“推锋必进，劝率士卒”，于定军山一战，阵斩夏侯渊。曹军顿时群龙无首，士气大挫。此役，非仅一将之殁，实乃曹军“人和”尽失之标志。主帅轻出殒命，足见其骄；士卒随之溃动，足见其懈。如《孙子兵法》所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为将者，一身系全军安危，岂能不慎？

夏侯渊败亡消息传来，曹操方知事态严重，亲提大军赶赴汉中。然此时战机已失。刘备据险不战，以逸待劳。曹操大军远来，补给线需翻越“难于上青天”的八百里秦岭南道，运粮艰难，士卒疲敝。相持数月，无尺寸之功，军中又流传“鸡肋”之叹，军心已怠。曹操审时度势，知再耗无益，遂于当年五月，下令全军撤出汉中，将这片浴血争夺数年的土地，留给了刘备。

纵观此战，曹操之败，非败于兵力寡（其总兵力实占优），而败于：一曰战略重心分散，未全力以赴；二曰前线主帅用兵有失，折损锐气；三曰地理补给不利，久战生疲。三者相加，纵有雄兵，亦难取胜。这恰如太极推手，力大者未必能胜，力弱者若得机得势，借力打力，亦可四两拨千斤。刘备便是抓住了曹操“力分势散”的刹那之机，倾力一击，扭转乾坤。

汉中一役后，刘备进位汉中王，事业达至巅峰。然盛极而衰，亦是常理。后有关羽失荆州，夷陵惨败，白帝托孤，令人唏嘘。此是后话，但汉中胜利那一刻，无疑是刘备一生“人和”之光最璀璨的绽放。而曹操，虽失汉中，根基未损，其纵横捭阖、包容气象，仍是一代雄主本色。胜负之事，不过历史长河一浪花，其中蕴含的“天时、地利、人和”之道，却值得后人反复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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