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时期的一件怪事，四个宰相同时罢官

万历时期的一件怪事，四个宰相同时罢官

万历年间，一场围绕太子之位的争斗，竟导致四位宰相接连罢官，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权力博弈？

张居正辞世两月后，朱翊钧的长子朱常洛降生，然而这位新晋父亲对这孩子毫无喜爱之情，反而心生厌恶。缘由简单，这是皇帝一时冲动临幸宫女后的意外产物。相比之下，朱翊钧更偏爱美丽聪慧的郑贵妃，他们诞下的皇三子朱常洵，成了他倾注无限父爱的对象。皇帝一心想立朱常洵为太子，但这与封建时代的嫡长子继承制相悖——除非郑贵妃能登上后位，否则太子之位轮不到朱常洵。

外朝的文官们深受儒家传统影响，自然不会坐视不理。早在朱常洵出生前，首辅申时行就曾力劝皇帝立朱常洛为太子，万历以皇长子年幼为由推脱。然而，郑贵妃晋封皇贵妃，而诞下皇长子的王恭妃却未获升迁，这激起了大臣们的疑虑：皇帝是否想废长立幼？册封当日，便有言官率先发难，指责此举忽视皇长子，言辞激烈，万历大怒之下将其贬黜外地。随后，多位官员接连上书，皇帝一一驱逐出京，以示惩戒。

尽管手段严厉，万历还是稍作让步，承诺会按嫡长次序立储。几年后，申时行重提旧事，万历口头答应让皇长子出阁读书，事情似有转机。但数月过去，未见明文批示，内阁成员便以集体辞职相要挟。万历深知离不开辅佐，便下诏：一年内无人再提国本之事，就立皇长子为太子；若有人提，则延后六年。他料定有人会忍不住，果不其然，汤显祖（《牡丹亭》作者）上书，言官群起响应，不仅重提国本，还攻击首辅。结果，立储拖延六年，申时行被迫辞职。

权力漩涡中的首辅命运

申时行离去，皇帝与朝臣间的缓冲消失，矛盾愈演愈烈。万历连续罢黜十二名官员，甚至对礼部尚书施以廷杖，却未能压服大臣，反令阁臣王家屏愤然辞职。局势尴尬之际，朱翊钧宣布欲将皇长子、皇三子和皇五子并封为王，再择贤者立为太子。首辅王锡爵为调和矛盾，提议将皇长子交皇后抚养以确立嫡子身份，皇帝欣然应允。

然而，此举遭其他大臣强烈反对。顾宪成指出，这看似拔高皇长子身份，实则暗示其太子之位合法性不足，埋下隐患。大臣们一边抗议“三王并封”，一边痛斥王锡爵无能，万历只得废止此议。王锡爵离任后，赵志皋继任首辅，他性格温和懦弱，成了众矢之的。四年间，争国本事件愈演愈烈，赵志皋最终死于任上。

在皇长子十九岁那年，万历终于将其立为太子。促成此事的并非官员之力，而是李太后的干预——她质问皇帝为何不立朱常洛，万历脱口而出：“他是宫女的儿子。”话一出口，他便后悔了，因他忘了自己的母亲也曾是宫女。李太后勃然大怒，加之首辅沈一贯敦促，万历不情愿地立朱常洛为太子。至此，持续近二十年、逼退四位首辅的“争国本”事件落幕。

然而，余波未平。二十年来，文官们为“国本”等清谈奋不顾身地论战，却忽视了京城外的实务。万历三大征战绩不佳，便与文官内斗无暇顾及战事有关；长远看，争国本间接导致的党争，更将明朝推向深渊。正如道家修行中，吕洞宾曾言：“世事如棋，乾坤莫测”，权力之争往往如梦幻泡影，却足以动摇国本。人生无常，恰如苏轼词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明朝的衰落，正是从这些内斗中悄然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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