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廷杖为什么在明朝成为制度,明朝皇帝为什么喜欢对官员实施廷杖

廷杖在明朝成为制度，实乃皇权极度集中与君臣矛盾激化的产物，皇帝借此震慑朝臣，以固君威。

说起明代官场，除却宦官、内阁与党争，最令人侧目的便是“廷杖”。此刑于朝堂之上公然杖击官员，皮肉之苦事小，折辱士节事大。其制可溯至东汉，顾炎武曾考：“撞郎之事始于汉明，后代因之”。隋唐之时，虽偶有施行，却多遭诤谏。如隋文帝性猜忌，动辄殿庭施杖，高颎、柳彧等臣即劝：“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庭非决罚之地”。至唐玄宗欲杖御史蒋挺，张廷珪等亦力阻，言：“御史宪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当杀即杀，当流即流，不可决杖”。可见廷杖早存，然多被视为非礼之刑。

及至元代，此刑渐滥。非独皇帝用之，后妃亦效；甚者，平民亦难幸免。《元史》载一猎者失鹘，帝怒而杖之，侍臣迎合反遭责。这般的随意，已露皇权恣意之端倪。

一、明朝之杖：由慎至滥，终成痼疾

廷杖真正泛滥成制，确在明朝。其演变为三时期，恰似潮汐涨落。

洪武至天顺，可谓萌芽。太祖朱元璋开先例，洪武八年刑部主事茹太素言事忤旨，“杖于朝”。然洪武朝用之寥寥，如薛祥受胡惟庸案牵连，被杖死殿上。建文、永乐两朝，一则忙于削藩，二则永乐帝对逆臣多用屠戮下狱代之，故廷杖几无记载。洪熙以降，仁宗曾因李时勉谏女色事，怒而杖之，“肋折者三，曳出几死”。但整体而言，此时廷杖未成气候，偶发而已。

成化至万历，则泛滥成灾。皇帝怠政，宦官弄权，廷杖遂为常刑。成化年间，汪直诬陷马文升、牟奉等，五十六人同受杖；御史李珊谏万贵妃干政，宪宗竟令锦衣卫远赴南京行刑。弘治朝孝宗仁厚，曾禁此刑，但至正德朝，武宗贪玩拒谏，廷杖复起，规模陡增。正德十四年，因谏南巡，舒芬、黄巩等百四十六人受杖，死者十一人。嘉靖时“大礼议”之争，更杖百三十四人，毙十七人；万历初张居正夺情，吴中行、赵用贤等亦遭杖责。此间廷杖，正如野火燎原，士大夫伏阙受杖，竟成朝堂一景。嘉靖朝四十余年，杖杀朝士倍蓗前代，可见其酷。

万历后期至明亡，廷杖渐衰，然明朝国势亦颓，此刑随王朝没落而终。

二、权柄与风骨：廷杖背后的道与术

明朝皇帝何以乐用廷杖？细究之，不外乎权术二字。太祖以降，皇权日重，廷杖直击臣子身心，最易立威。官员谏诤，本出士节，却常触龙鳞。皇帝一怒，杖下不仅惩人，更在慑众。此种手段，颇似道家所言“刚强易折”，以暴制言，终损君臣调和之气。

昔吕洞宾云游，见人间权势争斗，叹曰：“心神恍惚，真元难守”。皇帝若沉溺杖刑，岂非恍惚于权欲，失却治国清静之本？张三丰修道，强调“柔能克刚”，明朝廷杖却反其道，以刚硬压人，致朝堂戾气丛生。八仙故事中，铁拐李以杖济世，明朝廷杖却成伤人之器，可叹可警。

引用古史，《资治通鉴》重“礼法并用”，廷杖坏礼；《史记》颂士人风骨，明朝杖下却多屈辱。近代著作亦论此弊，谓皇权独断，臣权萎靡，终致国事日非。廷杖之制，实为明朝一大痼疾，映照出权力失衡下的暗影。

总之，廷杖在明朝由偶施至成制，乃皇权膨胀之果。皇帝借杖示威，官员以血明志，这血腥朝堂，终为王朝衰亡添一笔注脚。读史至此，当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权术用之过甚，必伤国本。正如道家修行，贵在平衡，治国亦然，刚柔相济，方得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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