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什么“一条鞭法”给明朝带来了哪些影响

张居正所推“一条鞭法”，实为明代赋役制度之一大变革，其核心在于将田赋、徭役与杂税合并为一，折银征收，从而简化税制、增加国库，亦使百姓负担稍得减轻。

明朝立国之初，税法重在农亩。其徭役分为三种：“甲正役”“均徭”“杂泛差役”，而赋税则以“甲正役”为主，将民户按丁分等，十六至六十男丁，各按等级纳粮应役。此法初行，恰逢乱世方定，自耕农尚多，土地未甚兼并，尚可推行。

然至明中后期，土地私有日盛，豪强占田匿税，官吏与之勾结，宦官专权于内，贪腐横行。地方为媚上，苛敛于民，以致国库日虚。加之宗室庞大，奢靡成风，外有倭寇、北虏屡犯，军费浩大，财政屡见绌竭。

此时商品经济渐兴，农民或弃农从商，或转事手工。朝廷未设专司铸币，货币之制杂乱不一。然白银流通渐广，为“一条鞭法”之施行埋下伏笔。

一、清丈田亩，计丁纳银

嘉靖年间，欧阳铎、王仪等已于地方试行“以田为母，以户为子”之法，后又推出“钢银”，将役银按“丁四粮六”分摊。至海瑞等人推行“一串铃法”，江南等地初见成效。

万历初，张居正主持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其首务，即为清丈土地。其时田亩隐匿、兼并严重，逃役者众，朝廷竟不知天下耕田几何。经丈量，多出二亿八千万亩——此一项，便为国库增入巨银。

旧制赋、役分离：赋按田亩，役按人丁，另又有“方物”“土贡”等杂税，名目纷繁，民苦吏繁。张公之法，则将赋役合一，一概征银。役由政府募人代当，百姓出银即可。如此，吏难贪冒，民得稍安。

自古至唐，税纳实物；宋元偶折银钱，仍以粮谷为主。至明行一条鞭，除苏杭仍贡皇室米粮外，一律折银。又改由地方直接收贮，减损耗、省运费，亦防中饱私囊。

此有如道家修炼之“炼精化气”，化繁为简，统归一路。昔吕洞宾有诗曰：“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内煮山川”，赋税制度亦当如此——由散而整，以一贯之。

二、库银充溢，民稍得息

此法既行，成效立见。据载，正德初太仓岁入仅149万两，隆庆时只剩23万，至万历十五年，竟达435万余两，天启时亦维持在327万两上下。

国库既实，军饷得济，政弊稍苏，暂缓明室之危。百姓亦因役银合一，免于亲身赴役，可专务农商，生活渐定。此犹如病体得药，虽未根治，却得一息生机。

《道德经》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政令繁苛则民扰，税制纷乱则国贫。张居正以一条鞭法摄繁就简，恰似以银为药，调气血、通脉络，虽未能挽大明之终倾，亦延其寿数数十春秋。

此法不独增裕国库，更缓解社会矛盾。昔日农民徭役沉重，身份几同奴役。折银代役之后，人身体虽未全脱束缚，心却得一分自在。有如张三丰所言：“形役心劳终是幻，神闲气定始为真。”一条鞭法之所施，亦在赋税之外，予人一线精神解脱。

然此法亦存弊端。银价波动，贫者或无银可纳；地方执行不一，仍有苛征。其后数十年，税制再乱，终启明末困局。一念革新，虽见一时之效，然未根本解决土地兼并、官僚腐败——此似宿疾入骨，非一剂可痊。

然历史悠悠，岁如长河。张江陵以一鞭之法，力图振衰起弊，其志其行，仍令人肃然起敬。后人览此，岂惟赋税一事可思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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