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蜀即得楚”是谁提出来的如何评价司马错

“‘得蜀即得楚’是战国时期秦国谋士司马错提出的战略主张，其核心是通过夺取蜀地作为跳板，进而威慑并灭亡楚国，最终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基础。

一、针锋相对：司马错与张仪的战略之辩

战国中期，巴国与蜀国因边境争端兵戎相见，双方皆向秦惠文王求援。彼时秦国历经商鞅变法，国力日盛，却面临三晋（赵、魏、韩）环伺的险境。是先伐蜀还是先攻韩，朝堂之上爆发了一场影响秦国国运的激烈辩论。

纵横家张仪力主攻韩，认为“挟天子以令诸侯”可立威天下。他直言：“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史记》）在他看来，攻打韩国既能震慑周天子，又能削弱三晋，一举两得。

然司马错却断然反对。他深知，三晋唇齿相依，若秦国贸然攻韩，必遭联军反击。他向秦惠文王进言：“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彊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原先从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史记》）蜀地物产丰饶，且孤立无援，取之如探囊取物，既能“富民缮兵”，又能“禁暴止乱”，一举而名实附焉。

这场辩论，恰如道家张三丰观云悟道的故事。相传张三丰于武当山见云聚云散，忽悟“蓄势而后发”之理——云虽聚散无常，却终有滋养万物之力。司马错的战略，正是如此：不急于求成，先取蜀地积蓄力量，再图天下。而张仪的主张，则如孤注一掷，虽锋芒毕露，却失之稳健。

二、蜀地根基：秦国的“粮仓”与“兵库”

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之策，命其伐蜀。公元前316年，秦军势如破竹，灭蜀设郡，将这片“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纳入版图。此一举，不仅使秦国“地小民贫”的窘境彻底改观，更铸就了日后统一天下的坚实根基。

蜀地之利，首在粮草。杜甫曾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然蜀道虽险，却挡不住秦人垦荒的足迹。广袤的成都平原，成为秦国的“大粮仓”，史载秦昭襄王时，“蜀汉之粟，方漕而东”，源源不断支撑着秦军东出伐楚的军需。

次在兵源。蜀地民风剽悍，且因中原战火较少波及，人口繁衍迅速。秦国占领蜀地后，将这里列为重要征兵区，“发蜀兵十万”，补充前线兵力。刘邦入汉中时，萧何之所以“笑出声”，正是深知汉中（古蜀地核心）的潜力——项羽视之为“不毛之地”，却不知这里是“兵精粮足”的后方宝地。

更深远者，在于司马错“得蜀即得楚”的战略远见。蜀地拥有长江上游水道，秦国可顺江而下，直逼楚国腹地。正如《史记》所载，司马错早有预见：“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此策一出，楚国顿失长江天险，终被秦国逐步蚕食。

司马错的这一布局，暗合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不争一时之长短，而谋万世之基业。后世贾谊在《过秦论》中叹“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这“余烈”中，便有司马错取蜀定策的深远影响。

历史长河中，多少英雄豪杰急于求成，反致功败垂成；唯有如司马错这般，懂得“蓄势待发”，方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得蜀而得楚，得蜀而得天下——这不仅是战略家的远见，更是中华文明“深谋远虑”智慧的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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