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将白起从武成王庙移除之后,宋徽宗为何又将白起请了回来

武庙香火里，名将的荣辱总随王朝时局浮沉。战国白起，一生未尝败绩，却因“杀降”被宋太祖逐出武成王庙；百年后，宋徽宗又将其奉为“七十二将”之一——这荣辱之间，藏着宋室国运的隐秘。

武庙兴衰与白起的沉浮

战国末年，秦将白起崛起，领兵三十余载，攻城七十余座，歼敌近百万，未尝一败，封武安君，与王翦、廉颇、李牧并称“战国四大名将”。这般战功，足以让后世仰望。

武成王庙的香火，始于唐朝安史之乱时。朝廷感时局艰难，立庙祭祀姜太公，又以历代良将为“十哲”配享，《新唐书》载：“上元元年，尊太公为武成王，祭典与文宣王比，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彼时选将，唯“战无不胜”是举，白起自然位列其中，杀降之责，无人深究。

然王朝对名将的评判，从来不止于功业，更藏着时局的底色。道家言“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武将的“德”与“才”，常在乱世与治世间反复权衡。

宋太祖的“重德”与宋徽宗的“唯才”

宋太祖赵匡胤，从后周亲兵到开国帝王，深知五代“武人干政”之祸。为防重蹈覆辙，他“杯酒释兵权”，分调兵权与领兵权，行“更戍法”令“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在他眼中，“有能无德”便是祸根，宁可错杀，不可纵容。

故参观武成王庙时，见白起像，太祖直言：“(白)起杀已降，不武之甚，岂宜受享！”命人撤去其像。这不仅是个人好恶，更是一朝国策的宣告：乱世已平，武将的“私德”重于“战功”。

百年后，宋徽宗时，北宋已风雨飘摇。南方方腊起义刚平，北方联金攻辽却惨败，朝廷急需能挽狂澜的战将。此时，“唯才是举”压倒“重德轻武”，白起被重新列入“武庙七十二将”。恰如乱世中求道的隐士，既守“清静无为”之常，亦需“拔剑相助”之变。

《道德经》有云：“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白起杀降，本是战争残酷的底色，却在宋室两朝的时局翻转中，成了“可敬”与“可弃”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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