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欲立李恪为太子，却被长孙无忌拦下最终命丧长孙无忌之手！

李世民确曾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但因长孙无忌坚决反对而作罢；李恪最终被长孙无忌构陷致死，并非直接“命丧其手”，但其悲剧命运与长孙无忌的权谋密不可分。

一、储位之争：从李承乾到李治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立嫡长子李承乾为太子，初期对其寄予厚望。然承乾渐生猜忌，尤惧其弟魏王李泰夺嫡，竟铤而走险，勾结侯君集等人谋反，事败被废。李泰亦因争储心切，言行失度，遭太宗疏远贬黜。至此，嫡子仅余晋王李治——年方十五，性情温良。

在长孙无忌等重臣力荐下，李治被立为新太子。太宗倾尽心力栽培：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傅，李勣为詹事，褚遂良、马周等名臣皆入东宫辅佐。朝会奏对，常令李治侍侧观政。然日久察之，太宗忧其“仁厚有余，刚断不足”。

一日，太宗私语长孙无忌：“公劝我立雉奴（李治乳名），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

此语如惊雷裂空，旋即抛出更惊人之念：“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何如？”

二、英果类我？李恪之殇与门阀之局

吴王李恪，太宗第三子，母为隋炀帝女杨妃。虽为庶出，然兼承隋唐两代帝王血脉，姿貌俊伟，才略出众。镇守安州（原文“宋州”有误，据《旧唐书》《资治通鉴》，李恪曾任安州都督）时，政声颇佳，百姓称颂。太宗尝言“英果类我”，实非虚誉。

然隋唐之际，门阀森严，“立嫡以长”乃宗法铁律。庶子纵有天纵之才，亦难越礼法鸿沟。长孙无忌闻太宗欲易储，惶恐顿首，力谏不可：

“储副至重，岂可数易？且晋王仁孝，天下归心。若复更张，恐生祸乱！”

其言冠冕堂皇，实则私心昭然——李治乃其亲妹长孙皇后所出，血缘至亲；李恪虽名义上亦为其“外甥”，然无骨肉之亲。一旦李恪登基，关陇集团权柄或将旁落。故长孙无忌必竭力阻之。

太宗终未违拗重臣之意，储位遂定。然此一念之差，竟埋下日后血光之灾。高宗即位后，长孙无忌权倾朝野。永徽四年（653年），房遗爱谋反案发，长孙无忌借机罗织罪名，诬李恪同谋。恪临刑悲呼：“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若宗社有灵，当使汝等覆灭！”

一代英王，终殒于舅父权术之下。其死非战阵刀兵，实乃政治倾轧之牺牲。太宗若知“英果类我”之子竟遭如此结局，九泉之下，当扼腕长叹。

昔苏轼《赤壁赋》有言：“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李恪之才略，本可续贞观之烈，却困于嫡庶之防、权臣之忌，徒留青史一声叹息。欧阳修评高宗“溺爱衽席，贻祸邦家”，然观李恪之死，岂非权臣蔽主、宗法桎梏之祸更深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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