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意限制满汉交流，为何还是阻止不了呢

清朝虽有意限制满汉交流，然人情物理，岂能尽以政令禁绝？

封禁之下，人自往来

康熙五十三年，清廷于珲春设八旗驻防，遂成一军事化管制之旗人社会。此地乃满洲龙兴之所，又与朝鲜接壤，盛产人参、东珠，故乾隆二十四年驻兵增至四百五十名，俨然为满洲根本重地。朝廷复颁东北封禁之令，严禁民人入内垦荒，意在保全“国语骑射”之旧俗。

然天地生人，各有所需。纵有严令如铁，亦难阻生计所迫之人相与往来。《珲春副都统衙门档》载：“去岁允许雇人种粮，人口勉强得济……所雇之人到后，各自严行管束，不至生事。”可见封禁未行，民人已因佣耕而至；旗丁困顿，反赖汉民以活妻孥。所谓“封禁”，实乃纸面之禁，非人心之界也。

及至乾隆二十四年，虽准民人暂居，然查籍极严，无名者即日驱逐。然农业日兴，所需劳力愈多，旗人遂暗中招徕游民，地方官亦多默许，甚或将其编入册籍。至乾隆五十四年，种地民人已逾千一百，较二十五年几增一倍。雇佣之制，或分收成，或付工钱，皆因势而定。旗人年俸仅二两，复须应征围猎，“所余无几”，不得不倚汉民以维生计。

江湖有人，情义自生

交往既久，岂止于田亩之间？木匠、铁匠、席匠等百工亦渐入其境，既售器物，亦贩山海之产。更有旗人赊欠货值，与民人结债；亦有沈英与旗婢私通之事，虽律例森严——“旗女不得嫁民人，违者治罪”——然人情难禁，史虽未载其果，而事已彰人心之不可锢也。

尤可警醒者，竟有旗人认汉民为义父，复与另一民人结为兄弟。此事触怒都统，斥其“品行卑贱，玷辱满洲颜面”，遂革退杖责。然此事正见血肉之情，早已逾越政令藩篱。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纵处军管之地，亦自有江湖烟火。

昔吕洞宾尝言：“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内煮山川。”微末之人情往来，恰如那半升铛中之水，看似微澜，却煮出了文化交融之味。张三丰亦云：“顺则凡，逆则仙，只在中间颠倒颠。”朝廷欲“顺”其政以固满俗，百姓却“逆”其令而通人情，此中颠倒，正是历史之真机所在。

然珲春之满人，终未如关内同族般尽染汉风。彼等“皆熟国语，捕打海参、海菜为生，少耕作，春夏秋冬，射猎无虚日，尤娴于枪。”盖因清廷始终维持旗人人口优势，使满俗得以存续。然此存续，非因隔绝，实因有限交融之中，仍守其本——如《易》所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封禁欲求不变，反促其变中求存。

故曰：政令可限人之足，难禁心之往；疆界能划地之界，难断情之流。满汉之交，非朝廷所能全阻，亦非文化所能全融，恰在禁与不禁之间，生出一段真实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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