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武举后为什么会名将稀少原因是什么

唐朝武举制度虽设，然名将稀少，盖因重技轻略，偏于勇力而疏于韬略之故。

武举兴而将道衰

中国兵学，肇自春秋战国，孙武著《孙子》，吴起论战守，皆以实战为基，以智谋为本。及至汉魏，曹操注《孙子》，诸葛推八阵，兵家之学，蔚然成风。然自两晋以降，玄谈盛行，士人耽于清议，视兵戎为粗鄙之事；加之佛道并兴，出世之风日炽，兵学遂入低谷。

昔吕洞宾尝游终南，见一少年习剑如狂，问其志，答曰：“欲为万人敌。”吕笑曰：“万人敌者，非在手快力猛，而在心静神明。若不知天时、地利、人和，纵有千钧之力，亦不过一卒耳。”言毕飘然而去。此语虽出仙传，实可警醒后世重技轻道之弊。

唐承乱世之后，太宗锐意整军，贞观三年诏举“文武才能，灼然可取”者，虽未立常科，然已开武选之端。至武周长安二年，始定武举为岁贡之制，仿明经、进士例，令诸州教习武艺，岁贡其才。考试凡七项：长垛、骑射、马枪、步射、材貌、言语、举重。观其条目，无一涉兵法韬略，尽在筋骨技艺之间。

勇夫易得，良将难求

唐代武举所重者，乃“翘关五次”之臂力、“马枪三板”之准头，乃至“身长六尺”之形貌。此等标准，虽可择健卒，难育大将。古之名将，如卫青、李靖，非徒勇猛，实通阴阳、晓奇正、知进退。《孙子》有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今以弓马为先，以言语神采为末，至于《六韬》《三略》之旨，几无人问津。

重技轻略，久之必弊。安史之乱起，朝廷仓促募将，多倚边镇牙兵，其人或骁勇绝伦，然无远略，动辄跋扈。郭子仪虽出将门，实赖家学与实战磨砺，非武举所产。故唐后期武夫盈朝，而能定国难、安社稷者寥寥。

张三丰尝言：“练剑先练心，用兵先用智。”此语深契兵家真髓。昔赤壁之战，周瑜非恃力胜，而以火攻借风，以弱制强。苏子瞻《赤壁赋》云：“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胜负之机，常在无形之中，岂在弓马之间？

宋人编《武经七书》，集历代兵家精要，欲矫唐人偏颇之失。然积弊已深，士人仍以言兵为耻，儒者不屑研习，武人又难通文墨，兵学遂成断层。故虽设武庙、立武举，终难复孙吴之盛。

综而观之，唐朝武举之设，本意在广揽英豪，然制度偏重形骸技艺，忽略韬略修养，致使将才难出，徒养勇夫。后世当鉴此失，知“将者，智信仁勇严也”，非独力能扛鼎、箭可穿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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