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百姓为何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传教士的救济

清朝百姓宁可饿死也不愿接受传教士救济，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化隔阂、政治猜忌与民族自尊交织下的深层拒斥。

灾荒中的“不食周粟”

光绪二年（1876年），“丁戊奇荒”席卷晋、豫、陕、鲁、直隶五省，饿殍载道，死者逾千万。山东青州饥民群起“吃大户”，结伙占富户之宅，炊爨其中，粮尽则徙。然人心惶惶，欲求庇护，遂有秀才二人跪请英籍传教士李提摩太为首，率众夺粮。李氏婉拒，深知一旦揭竿，血流成河，反添无边苦海。

昔吕洞宾游人间，尝化乞丐，人施以粥，反被唾弃，盖疑其为妖。此非独今人之疑，实乃古已有之——外道之善，常被目为机阱。故饥民虽濒死，亦不敢轻受“洋粟”。

李提摩太转赴山西，所见更惨：母负子尸埋雪中，行人仆地风卷不去，道旁裸尸衣尽剥，唯余枯骨。然此地竟无抢掠之事。或因官府严令富户捐粮保村，抑或田畴尽种罂粟，仓廪早空——自咸丰九年（1859年）清廷弛禁鸦片，山西半数良田改植毒卉，粮储日蹙，所谓“富户”亦不过苟延残喘耳。

士大夫的“守节”与朝廷的戒心

清廷虽允洋人赈灾，实则如临大敌。日本愿捐粮济晋，粮已抵津，总理衙门仍婉辞不受；河南学政瞿鸿禨密奏，称传教士“借赈收心，窥我虚实”；山西巡抚曾国荃初见李提摩太，冷面相对，后因灾重难支，方勉强容留，却仍上奏称其“举止恭谨，未见异图”。

江南士绅谢家福自南方押送流民归籍，闻洋人赈灾，忧心如焚，急书同道：“儿童心智未定，最易失节于夷。”遂集资专收难童，拒设粥厂。或劝其分财济成人，谢氏断然曰：“成人有觉悟，可以慷慨赴死；童蒙无知，恐堕异教深渊。”此语看似迂执，实乃士人以“华夷之辨”为纲，宁死守节，不食“夷粟”。

此等气节，近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之志，然亦陷百姓于绝境。开封士民贴出“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之榜，书院罢课誓与洋人战，官府亦不保传教士性命。于是河南赈务几废，饥民宁槁死沟壑，不受一勺洋粥。

张三丰尝言：“道在日用，不在异域。”百姓所惧者，非仅粮米之来路，实恐信仰之根柢被拔，礼义之堤防溃决。故宁守死善道，不苟活于“异教”之恩。

嗟乎！灾荒本无情，而人心有界。当国势陵夷、文化危殆之际，一粒米亦成忠奸试金石。正所谓：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饿九泉，不受夷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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