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48年皇帝30年都不上朝

做皇帝四十八载，三十春秋不临朝——说的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世人常以“不上朝”断其为昏君，却不知朝堂之外，亦有江山。

一、深宫三十年，是真的“无为而治”吗？

万历皇帝十岁登基，初时颇有一番励精图治之志。张居正辅政，推行“一条鞭法”，整顿军政，一度重现中兴气象。然至万历十七年后，他突然“静摄深宫”，不再临朝，引得朝野哗然。

表面上看，皇帝久不视朝，章奏堆积如山，六部堂官常有缺而不补。有人讽其“高卧宫中，万事不理”，但若细看《明实录》等史料，却可见他仍批阅奏疏、调动将领、裁定大事——只是不再“出场”罢了。

这三十年中，大明北御鞑靼、东援朝鲜、南定苗乱，王朝体统未坠，国家机器仍转。若真是全然不理朝政，何来“万历中兴”之余晖？

二、病体与心结：不止是“躲懒”的借口

万历自称“足疾头晕，步履艰难”，史家一度以为托辞。然近代发掘定陵，发现其遗骨右腿确实蜷曲，符合“骨骼畸形”之记载。或许，他真有难以启齿的苦衷。

更深一层，是国本之争带来的心灰意冷。他想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群臣却拼死反对。皇帝与文官集团角力二十年，最终妥协，却也寒了心。从此“庙堂不见君，君亦不愿见庙堂”。

正如道家所言“大道无为，而无不为”，万历的“不朝”，未必是懈怠，或许是一种无声的抗争，或是另一种掌控朝局的方式——如张三丰所言：“不动之动，方为真动。”

三、历史岂能非黑即白？昏君或明君，往往只是一念之间

若以后世衰败归咎于万历，并不公允。他虽不朝，却未曾如嘉靖一般修道误国，也未如正德一样嬉游荒政。萨尔浒之战虽败，但王朝根基尚未动摇。

《道德经》曰：“太上，不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万历的“无为”，某种程度上反而让官僚系统自行运转。吕洞宾有诗云：“白云黄鹤道人家，一琴一剑一杯茶。”——皇帝或许亦在深宫之中，以无声之琴，抚江山之弦。

当然，长期疏于朝会，致使党争日炽、边备渐弛，亦是不争的事实。明朝国运之转衰，确自万历中期始。但这并非一人之过，而是制度之困、时代之变。

历史如长河，人或沉或浮，非“昏明”二字可简单概括。万历皇帝，只是一个在深宫与朝堂之间、病体与国事之间，选择了沉默的复杂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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