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编撰的《大诰》为何能成为畅销书

洪武十八年，朱元璋以《大诰》为镜，照见官场贪腐之弊，遂以刑典为笔，书写治世之道。

刑典成书：以史为鉴

洪武元年，大明初定，官场积弊如痼疾。朱元璋观《尚书·大禹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训，遂命翰林诸臣编纂《大诰》。此书非寻常律令，乃取近年贪腐案牍，以"事例"为纲，仿《左氏春秋》笔法，将贪官污吏之恶行、酷刑处置详载其中。史载"凡犯赃者，或铁刷刮皮，或抽肠断筋"，其刑辞之惨烈，令人瞠目。

昔者吕洞宾游终南山，见樵夫诵《道德经》而悟道。今观《大诰》之刊行，亦有此意。朱元璋以"故事大全"为喻，实乃借俗世之趣，行教化之功。正如《论语·为政》所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然其法虽峻，亦可见太祖以刑止刑之苦心。

教化之术：以俗化人

《大诰》初成，朱元璋命人誊抄，遍贴街巷。然百姓多为文盲，识字者少。有老儒叹曰："此书若能如《千字文》般易记，庶几可通。"太祖闻之，遂设"义学"，令士子以《大诰》为教材，日授三字。时人有诗叹曰："一纸《大诰》传千里，半卷刑书化黎庶。"

此法颇似张三丰教化武当弟子，以《道德经》为引，化刚为柔。朱元璋更巧设"买书减刑"之策，使《大诰》成坊间抢手货。《明史·刑法志》载："市井间争购《大诰》，有贾人以书抵债者。"此诚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然太祖以利诱民，实为以利导善。

然《大诰》之盛，亦有其弊。《明通鉴》评曰："太祖以严刑驭下，虽能一时肃吏，终失仁恕之道。"此正应《周易·蒙卦》"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之诫。后世治国者，当以此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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