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为什么不对匈奴进行“德教”，而是劳民伤财的打仗呢

汉武帝之所以不以“德教”化匈奴，而选择连年征战，根本原因在于：匈奴所处的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在生存逻辑上根本对立，“德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自给自足的定居农业，在大漠草原上无从建立。

“德”非空谈，乃生存之道

世人常将“德”解作品行端正，此乃浅见。古之“德治”，实为一套以家庭伦理为根基、以礼乐制度为纲纪的社会治理体系，其根植于春耕秋收、男耕女织的农耕秩序。《礼记·大学》有云：“德者，本也。”然此“本”，非悬于空中的道德高标，而是日出而作、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生活方式。

昔张三丰隐武当，尝言：“道在日用，不在玄谈。”若百姓终日逐水草而居，饥寒交迫，何暇讲仁义？故“德”之可行，必先安其生业。匈奴逐水草而徙，无城郭、无仓廪，天旱则牛羊倒毙，雪深则举族濒危。彼非不知礼义，实无立礼义之地。

掠夺即其“道”，非关人种

汉人斥匈奴为“禽兽”，殊不知其掠边实为求生。彼以皮毛易粟米，而中原始终视之为“可有可无”之物；匈奴却仰赖汉地铁器、布帛以御寒、造具。此非贸易，实为命脉所系。一旦关市闭，盐铁绝，则老弱填沟壑。此时若对其高谈“以德服人”，无异于对溺者说“勿湿衣”。

观南匈奴刘渊，虽为胡裔，然居河套沃土，习汉书、守孝道，母丧“擗踊号叫，哀感旁邻”，俨然儒门君子。何以至此？盖因其部已半耕半牧，仓有余粮，方能修礼乐、崇经义。此正印证《管子》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故汉匈之争，非善恶之辨，实乃两种生存之道的碰撞。游牧之民，如吕洞宾未遇钟离权前，飘零四海，唯求一饱；一旦得丹诀（喻指稳定生计），方能谈性命双修。匈奴若得安土，何须弯弓？然漠北苦寒，五谷不生，纵汉武帝欲授之耒耜，亦如教鱼登木，徒劳无功。

是以武帝断然弃“德教”之虚策，举全国之力，遣卫霍深入瀚海，非好战也，实为断其掠夺之源，迫其臣服或迁徙。此策虽耗尽文景之积，然若不为，边患永无宁日。后世王夫之评曰：“武帝之征匈奴，不得已也。”诚哉斯言！

清末西人叩关，亦类此理——彼持坚船利炮而来，非为慕我礼乐，实为通商牟利。若闭关拒之，反激其怒；若全盘接纳，又失自主。古今之变，其理一也：生存模式不同，则“德”无以相通。唯有先安其身，而后可化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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