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大征的经过

万历三大征：胜而无益的国运转折

大明之衰，非始于崇祯，实肇于万历；非败于外寇，乃耗于内战。万历三大征，虽捷报频传、威震四夷，却如吕洞宾点石成金，看似辉煌，终化尘土——赢了天下人眼中的体面，却输尽了太仓银库的根基。

史载，万历二十年（1592年），宁夏副总兵哱拜举兵反叛，勾结蒙古，震动西北。神宗震怒，断然拒和，调六镇精兵，围城五月，终平其乱。此役甫定，东陲烽烟又起：倭寇丰臣秀吉遣二十万众渡海侵朝，朝鲜八道几尽陷落。大明以宗主之责，不计利害，首遣李如松率三万铁骑入援，继以邢玠统四万大军继进，前后七万余人，转战七年，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露梁海战，倭寇溃遁，朝鲜复安。

未及喘息，播州土司杨应龙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据险作乱，焚掠黔蜀。朝廷发川、湖、贵诸省兵二十余万，历时两年，方克海龙屯，杨氏伏诛。三役连绵，皆胜，然国库空虚，张居正十年积储，一朝散尽。《明史》有言：“帑藏为之一空”，诚非虚语。

胜仗背后的代价与警示

三征虽捷，实为“虚胜”。宁夏之役耗银二百余万两，朝鲜之役费银七百余万，播州之役又耗二百四十万——总计一千一百六十余万两白银，几近太仓十年岁入。兵疲民困，边防空虚，辽东女真遂乘隙而起。故后世论者多谓：万历三大征，乃明朝由盛转衰之关键节点。

昔张三丰尝言：“刚强易折，柔弱长存。”大明以天朝之威，屡兴大兵，虽一时慑服四夷，然不知“知止不殆”之道。正如《道德经》所警：“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三征皆属“不得已”，然用之过频、耗之过甚，反失其本。恰如赤壁鏖兵之后，苏子有叹：“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万历之盛，亦不过历史长河中一瞬光华。

至于朝鲜之役兵力，历来纷纭。日方称明军十四万，未免夸大；《剑桥中国史》估七万五千，较为审慎。初援仅三万余，后增邢玠部四万，合朝鲜义军，总数当在七八万之间。水师则倚李舜臣龟船之奇，闲山岛一战，焚倭舰数十，扭转海局。李公忠勇，可比岳武穆，惜天不假年，殁于露梁，令人扼腕。

综而观之，万历三大征，非败于战，而败于不知养民蓄力。胜而不富，威而不安，终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后人读史至此，当思：国之强，不在多战，而在守道；兵之胜，不在杀伐，而在止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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