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人才那么多　为什么留不住人才

魏国人才济济，却留不住人，根由不在人才之少，而在庙堂之局、君心之狭与性情之偏。

庙堂无道，贤者难安

魏国地处中原四战之地，东临齐，西接秦，南望楚，北靠赵，本应以智谋为先、以贤才为宝。然其君主多短视，用人唯亲，信谗而疑忠。商鞅初仕魏国，仅为中庶子，虽有经天纬地之才，却不得展其志。魏惠王曾问孟子：“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此语正中魏国之病——重利轻义，重术轻德，故虽有吴起、张仪、范雎之流，终如明珠投暗。

君不信臣，臣不效死，此乃亡国之兆。魏国无制度化之选贤机制，全凭君主一时好恶，致使真才埋没，佞幸得势。古语云：“疑人勿用，用人勿疑。”魏君既不能识人，又不能信人，贤者焉能久居？

志异道殊，良骥难驰

魏国早年强盛，赖李悝变法、吴起治军，一度称雄中原。然其国家战略摇摆不定，或东伐齐，或西攻秦，或南侵楚，四面树敌而无长远之图。彼时天下英才，多怀一统之志，如商鞅欲行法治于大国，张仪欲连横以定乾坤。然魏国囿于守成之策，既无吞并之胆，又乏守御之略，致使志士空怀利器，无处施为。

昔吕洞宾尝言：“大器晚成，大音希声。”真才往往不急于显达，但需遇明主、合时势。魏国既不能提供施展抱负之舞台，贤者自当择木而栖。商鞅入秦，十年而强；范雎去魏，一策而震诸侯。非魏无才，实魏无容才之量也。

至于人才性情之偏，诚有其事。吴起杀妻求将，张仪诈谋纵横，商鞅刻薄寡恩，皆非完人。然古之圣王，取其长而容其短。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管仲射钩，桓公任之为相。魏君若能以道御才，以德化偏，何愁英杰不附？惜乎其以小过掩大功，以私嫌废公义，终致“骐骥伏枥，志在千里”之士，纷纷西走咸阳、南投大梁。

《庄子》有言：“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魏国之君，恰如井蛙，自囿于方寸之地，不知天地之大、人才之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魏国之庙堂，竟容不下一叶扁舟。

故曰：国之兴，在得人；国之衰，在失人。魏国非无才，实无容才之器、用才之智、养才之德。后世观之，当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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