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君集谋反被发现后，李世民为何会同意放过他的妻儿

侯君集谋反被发现后，李世民为何会同意放过他的妻儿？

李世民赦免侯君集妻儿，既念玄武门旧情，亦为彰显帝王仁德。

这背后，是刀光剑影的功勋与人性挣扎的交织。侯君集，这位曾随李世民出生入死的猛将，最终却身陷谋反漩涡。他的故事，是贞观朝堂一幕惊心动魄的悲喜剧。

玄武门功臣的末路

侯君集者，豳州三水人也。起于行伍，勇冠三军，早岁便追随秦王李世民南征北战。史载其人“性矫饰，好矜伐”，然于沙场之上，确是“摧锋陷阵，战功居多”。

《旧唐书》有云：“君集出自行伍，素无学术，及被任遇，乃折节读书。”

他从一介武夫，努力跻身文臣之列，足见其志。李世民开基立业，如筑大厦，侯君集便是那不可或缺的栋梁之材。

贞观风云，最惊心动魄者莫过于玄武门之变。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公元626年7月2日），长安城血色漫天。李世民为绝后患，决然诛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此役中，

侯君集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亲率精锐，直入宫城，将太上皇李渊置于掌控之下。

没有这致命一环，玄武门之变或成僵局，大唐历史亦将改写。侯君集以“从诛二王”之功，跻身凌烟阁开国二十四功臣之列，封潞国公，位极人臣。彼时君臣相得，何其壮哉！

然富贵易骄，权柄蚀心。侯君集早年贫寒，骤享荣华，竟迷失于金玉锦绣之中。史载其“破高昌时，私没珍宝，配没妇女”，又因功高赏薄心生怨望。

更致命的是，他竟与太子李承乾勾结，密谋不轨。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事败露。谋反乃十恶之首，按律当诛族。侯君集身陷囹圄，命悬一线。

刑场之上，昔日并肩作战的君臣，如今生死相隔。侯君集泣求：“臣，陛下布衣旧臣，今就死，愿留一子以守祭祀！”

龙椅上的李世民，目光复杂。他深知侯君集之罪不可赦，却亦难忘其从龙之功与玄武门那生死相托的一刻。

最终，这位开创贞观之治的明君，做出了一个充满人性温度的决定：“朕与卿不复相见，今为卿求一后嗣，卿其勿忧。” 他不仅赦免了侯君集的妻儿，更亲自为其子聘妻，延续香火。刀下留人，是为情，亦是为史。正如白居易《放言》所叹：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功过是非，留与后人评说。

帝王心术的平衡术

李世民为何对谋反功臣的妻儿网开一面？更深层看，这源于其高超的驭臣之术与对历史的敬畏。

他深知“鸟尽弓藏”之弊，汉高祖、明太祖诛戮功臣，虽固皇权，却留血腥骂名。

李世民选择另一条路：以凌烟阁旌表功勋，以宽仁收拢人心。贞观十七年（643年），他命画师将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程咬金）、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勣（徐世勣）、秦叔宝等二十四位功臣画像悬于凌烟阁，

“庶观者识其容貌，知其姓名，知其功绩，以为将来之劝”。

这不仅是对功臣的盖棺论定，更是向天下昭示：贞观天子，不负功臣！

赦免侯君集妻儿，正是此策的延伸。它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

罪在侯君集一人，不累及无辜；功在凌烟阁之上，不因罪而湮灭。

此举既安抚了功臣集团，避免了兔死狐悲的恐慌，也塑造了李世民“仁恕”的明君形象。他自信掌控全局——功臣们兵权早释，如虎爪已拔，纵有不满，亦难掀波澜。这份自信，源于其文治武功的底气，更源于对人性与权术的深刻洞察。史家赞其“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此等胸襟气度，正是贞观盛世的基石之一。

侯君集的悲剧落幕了，李世民的叹息却穿透千年。那凌烟阁上画像依旧，无声诉说着一个王朝的崛起、君臣的聚散，以及龙椅之上，那难以言说的权衡与温情。功名富贵如朝露，唯有历史的评判，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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