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打仗为什么喜欢屠城,屠城为什么不杀20岁以下的女子

古代打仗为什么喜欢屠城,屠城为什么不杀20岁以下的女子

古代屠城，既是震慑反抗的“铁血手段”，也是争夺资源的残酷现实；不杀20岁以下女子，看似“留情”，实则是战争机器下的“实用主义”——她们无力反抗，却能成为犒赏将士、繁衍人口、填补经济的“工具”。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更迭，从来都离不开战火的淬炼。冷兵器时代，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人力的多寡，一个王朝的建立，总要以无数白骨为垫脚石。普通士兵想要出人头地，唯有在战场上搏出血染的战功，换来爵位与田地。正因如此，古代将士作战时往往悍不畏死——因为他们知道，后退是死，冲锋或许还有一线生机。而一旦攻破城池，“屠城”便成了胜利者挥向失败者的第一刀。这刀，既砍向反抗的火种，也砍向生存的希望。

翻开《史记·白起王翦列传》，长平之战的惨状至今令人心惊：秦将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血流漂杵，哭声震天”。这四十万，多是放下武器的士兵，却也难逃灭顶之灾。再看元朝忽必烈，攻襄阳、破开封，所到之处“城门皆屠，唯留瓦砾”，非是残忍，实是无奈——冷兵器时代的统治，最怕的就是“死灰复燃”。百姓若存，反抗便生；男丁若在，兵源便在。于是，屠城成了最直接、最彻底的“消灭有生力量”的手段。

除了根除后患，粮草也是屠城的重要推手。古代战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长途远征，粮草往往难以为继。士兵饿着肚子打仗，战斗力便会锐减。攻下一座城，烧杀抢掠便成了“就地补给”的捷径。《资治通鉴》中记载，唐朝安史之乱时，叛军攻陷长安，“大掠三日，焚宫室，杀宗室”，抢来的粮帛成了支撑叛军继续南下的“续命汤”。战争本就是“吃人的机器”，屠城，不过是这台机器运转时发出的刺耳轰鸣。

杜甫在《春望》中写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短短十字，道尽了战乱中百姓的苦难与绝望。当屠城的刀锋落下，最脆弱的群体往往能侥幸存活——这其中，便包括20岁以下的女子。她们手无缚鸡之力，既无法像男丁那样组织反抗，也无法像老幼那样成为“战利品”，反而成了战争中的“特殊存在”。

那么，这些女子被留下，究竟有何用处？说来残酷，却符合战争逻辑。其一，犒赏三军。古代军队，“赏罚分明”，战功卓著的将士，最直接的奖赏便是战俘。年轻女子姿容尚可，分给士兵，既能提振士气，又能“安抚军心”。《明朝的那些事》中虽未明写，但据《武备志》记载，明朝早期将领作战，便常以“女俘赏有功者”，此风古已有之。

其二，繁衍人口。战争年代，人口锐减是常态。秦末战乱，人口从两千万骤降至千万；汉初匈奴南下，边郡“户口什裁三四”。女子是繁衍的根基，留下她们，便是为胜利者“续种”。白居易在《新丰折臂翁》中叹道：“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丁之苦，让百姓对战争深恶痛绝，而胜利者却要靠留存女子来补充人口——这便是历史的讽刺。

其三，经济收益。年轻女子被卖入青楼或富贵人家，能换来钱财。《元史·刑法志》虽严禁“掠卖人口”，但战时法令往往形同虚设。这些女子成了“商品”，既填补了战争消耗，又为统治者创造了额外收益。杜牧在《泊秦淮》中写“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商女之“恨”，何尝不是被当作商品、身不由己的悲鸣？

说到底，古代屠城不杀20岁以下女子，不是“仁慈”，而是“算计”。她们在战争中，既不是威胁，也不是负担，反而成了“资源”——能赏、能生、能卖。这背后，是冷兵器时代战争的残酷本质：人，不过是棋盘上的棋子，生杀予夺，皆在胜负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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