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变发生之后,期间为什么没有人兴师问罪

甘露之变后无人兴师问罪，根本原因在于宦官已牢牢掌控军权，内外藩镇亦多与之勾连，致使天子蒙尘而天下噤声。

宦官握兵，禁军成私器

唐文宗李昂在位时，宦官专权之势早已积重难返。自肃宗朝起，历经七帝，宦官由内廷近侍渐掌军国大柄，至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其权势已如铁幕笼罩朝堂。文宗虽有“除贼之心”，却乏“除贼之才”，遂与李训、郑注等密谋，假托左金吾厅后石榴树降“甘露”为名，诱宦官首领仇士良等入伏诛之。然计未成而事泄，反遭宦官反扑——神策军倾巢而出，血洗长安，宰相王涯、贾餗等千余人被屠，文宗自此被软禁深宫，“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

此非寻常政变，实乃皇权崩解之警兆。然奇者何在？历朝若逢权阉乱政，必有忠臣义士举兵勤王；而甘露之变后，普天之下竟唯泽潞节度使刘从谏一纸奏章怒斥宦官，余者噤若寒蝉，无人敢问罪于北司。

藩镇缄默，利益早已盘根

何以至此？首因宦官手握神策军——此乃唐廷最精锐之禁军。据《资治通鉴》载，穆宗时神策军已逾十八万，文宗距之不远，兵力当在十万以上。且自德宗始，宦官世领左右神策军中尉，军权与内廷合为一体，非外朝所能染指。故彼时欲讨宦官，无异于以卵击石。

更深层者，乃监军制度之毒。中唐以来，凡出征将帅，必配宦官为监军使，名为“监督”，实则掣肘。王夫之于《读通鉴论》痛陈：“宦者监军政于外而封疆危，宦者统禁兵于内而天子危。”此语道尽军权旁落之患。外镇纵有忠心，亦受监军牵制，动辄得咎，安敢轻举？

况乎“债帅”横行，藩镇多由贿赂宦官得位。彼等节度使本赖阉人提携，岂肯反噬恩主？正如白居易《新乐府·卖炭翁》所讽：“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宦官一纸敕令，可定边将生死荣辱。利害既同，自然沉默以对。

故甘露之变非仅一朝之祸，实乃唐室积弊之总爆发。文宗虽志在振作，然困于内无兵权、外无援手之局，终成孤家寡人。观此惨局，不禁令人想起杜牧《阿房宫赋》之叹：“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唐之衰亡，亦始于自毁纲纪，养痈成患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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