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宦官是怎么在中后时期扩大自己的权力的跟什么事件有关

唐朝宦官权力膨胀的根源，全系于安史之乱与泾原之变两大事件——前者让他们从内廷仆役跃升为朝政操盘手，后者更使他们牢牢攥住禁军兵权，从此皇帝反成提线木偶，连废立生死都操于阉宦之手。

世人常道明朝宦官专横，王振、刘瑾之流已令人发指，殊不知唐朝中后期的宦官之祸，其凶险程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李辅国、仇士良之辈不仅把持朝纲、贪赃枉法，更干出明朝太监想都不敢想的勾当：弑君逼宫如家常便饭，唐宪宗、唐敬宗二帝之死皆与宦官脱不了干系。这等滔天权势从何而来？绝非一朝一夕，而是两大历史转折点悄然铺就的血路。

安史之乱：宦官借乱局登上朝堂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铁蹄踏破潼关，长安危在旦夕。玄宗仓皇西逃，太子李亨却在马嵬驿被禁军将领陈玄礼与宦官李辅国联手“请留”——表面安抚百姓，实则发动兵变诛杀杨国忠，逼死杨贵妃。李辅国更护送太子北上灵武，拥立其即位为肃宗。此役后，皇帝对朝臣的信任轰然崩塌：外朝武将拥兵自重，文官集团被疑通敌，唯有贴身伺候的宦官被视为“自己人”。肃宗竟将兵符交予李辅国，使其“判元帅行军司马”，朝中大事“悉决于辅国”，连宰相见皇帝都得经他安排。李辅国虽死后被代宗清算，但程元振旋即接掌大权，宦官干政已成痼疾。乱世烽烟中，杜甫曾悲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残破山河，恰是宦官攫取权力的温床。

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皇帝为防外臣坐大而倚重内侍，却不知阉宦无根无基，唯以皇权为命脉，反而更易滋生极端专权。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割据未解，朝廷对宦官的依赖有增无减。他们从传宣奏章的“家奴”，一跃而为掌控枢密、监军四方的实权派，为后续祸乱埋下伏笔。

泾原兵变：宦官锁定禁军兵权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一场本可避免的灾难彻底改写权力格局。德宗欲削平藩镇，拒绝成德节度使李惟岳袭位，反激起四镇之乱。当泾原兵奉命东征路过长安时，因不满朝廷赏赐微薄，竟在节度使姚令言带领下哗变攻城。德宗狼狈出逃，百官四散，唯宦官霍仙鸣、窦文场率数十人护驾至奉天，途中连皇子都走失，唯此二人“不离跬步”。更讽刺的是，平叛主将李怀光本为救驾功臣，却因猜忌复叛，德宗再度流亡梁州。待朱泚之乱平定，德宗重返长安，心有余悸道：“朝臣皆可为叛，唯中尉（宦官）可信！”

于是，窦文场、霍仙鸣被擢为神策军中尉，统率禁军。此前宦官虽偶掌兵符，此次却以“定制”形式将神策军永久交予宦官统领——这支部队占唐廷中央军九成以上，戍卫宫禁、掌控京畿。军权在手，宦官再无顾忌：王守澄毒杀宪宗、拥立穆宗；仇士良一句“天子但需壮士十万，谁敢不从”，竟当殿胁迫文宗。朝臣纵有白居易《新乐府》疾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却难撼宦官铁壁。德宗以血泪悟出的“真理”，实则是饮鸩止渴：用阉党制衡藩镇，反令躯体生出更凶恶的毒瘤。

自此，宦官集团彻底掌控废立大权。从顺宗永贞革新时王叔文夺神策军兵权失败被杀，到文宗甘露之变反遭仇士良血洗朝堂，皇帝与朝官的每一次反抗都以惨败告终。晚唐九帝中，七人由宦官拥立，二帝被弑，大唐气脉如风中残烛。呜呼！李商隐一语道破玄机：“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宦官专权之祸，终将煌煌盛世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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