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世为什么那么害怕金兵一打仗就逃跑

刘光世一打仗就逃跑，根本原因并非天生怯懦，而是南宋初年金兵铁蹄下的生存危机与朝廷权谋的双重挤压，使这位“中兴四将”之一的将军将“自保”奉为乱世圭臬。

将门虎子为何总在战场上“溜之大吉”？

话说刘光世，出身将门世家，少年时便随父亲刘延庆南征北战。镇压方腊起义时（1120-1121年），他初露锋芒，凭实打实的军功跻身高级武官之列，这可是《宋史》白纸黑字记着的硬核履历。靖康元年（1126年），他率军大破西夏，官升侍卫马军司次长官；同年又带三千人马勤王，半道上撞见流亡的赵构，就此攀上龙鳞——这段发迹史，恰似《国史大纲》所言“乱世功名，多出侥幸”。可转折点来得猝不及防：金兵南下时，区区五百骑的虚影就能吓得宋高宗仓皇渡江，刘光世呢？未等刀剑相接，转身就“战略转进”。楚州被围，他只敢派轻兵挠痒痒；伪齐联军压境，赵构亲自督战，他却缩在后方坐享其成，直到部将王德小胜伪齐，才捡现成功劳升任少保。最荒唐的是1137年淮西之役，张浚逼他出兵，他竟弃城而逃，硬是拖到杨沂中在藕塘大破伪齐，才慢悠悠派兵“追击”。这般行径，哪是名将风范？分明是把“跑得快”练成了保命绝技！更警醒的是，他治军如儿戏，纵容流寇依附，谎报军额成风，麾下号称南宋最大军团，实则一盘散沙——金兵未至，军心先溃，岂非自掘坟墓？

列位且看，刘光世的“逃跑哲学”绝非孤例。建炎三年（1129年）苗刘兵变中，赵构受惊吓致终身不育，虽非刘光世直接造成，却与他这类将领的消极避战息息相关：金兵铁蹄踏碎山河，南宋朝廷风雨飘摇，将领们哪敢拿身家性命赌明天？他早年镇压方腊的锐气，早被靖康之变后的绝望消磨殆尽。1130年金兵围攻楚州时，他选择袭扰而非死守；1137年伪齐来犯，他弃城如弃敝履——这哪是贪生怕死？实乃乱世中“留得青山在”的无奈算计。正如《明朝那些事儿》调侃：“当生存都成问题，谁还顾得上青史留名？”说到底，南宋初年的将领们，个个如履薄冰：战则可能全军覆没，逃则尚能保住根基。刘光世把这套逻辑玩到极致，竟成“逃跑将军”专业户。可笑复可叹的是，朝廷竟长期容忍他：他麾下将领众多，流寇争相投靠，成了赵构手中一张“烂牌”——弃之可惜，用之烫手。1137年部将郦琼叛归伪齐，看似偶然，实为必然；1140年金撕毁绍兴和议，赵构病急乱投医再启用他，却连蚊子腿都啃不动，终被收兵权罢为万寿观使。

宋高宗为何容得下“逃跑将军”？

有人问：刘光世骄奢淫逸、军纪败坏，宋高宗赵构凭什么一忍再忍？答案藏在南宋初年的血泪账本里。当时岳飞、韩世忠等将虽忠勇，但刘光世的“杂牌军”却是人数最多的武装集团，流寇归附如蚁附膻，谎报军额虚张声势——这看似荒唐，实为乱世生存术。赵构心里门儿清：与其逼反这支队伍，不如养着当缓冲垫。1137年张浚逼他出兵淮西，表面是施压，实则是朝廷在试探底线；他逃跑后部将叛变，反让赵构看清“尾大不掉”的隐患，这才加速收兵权。可悲的是，这般庸将竟也“功在社稷”：他早期勤王护驾、后期牵制伪齐，虽无大胜，却为南宋喘息攒下微末资本。恰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所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刘光世醉卧华堂时，边关将士正血染黄沙。南怀瑾先生常言：“乱世英雄，半由天命半由人。”刘光世的“幸运”，不过是时代巨浪中一粒浮萍的苟活罢了。

回看这位“逃跑将军”，我们不必苛责其胆怯。南宋初年，金兵如虎狼环伺，将领们要么如岳飞般壮烈殉国，要么学刘光世“留得命在”。他虽无“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豪情，却以另类方式维系了南宋命脉——军阀割据的乱局里，有时“不战”比“死战”更需智慧。只是历史终会盖棺：1140年罢官封杨国公时，他带走的不是青史褒奖，而是“中兴四将”中最刺眼的污点。后人读史至此，当记取：战场上的每一次转身，皆在为国运埋下伏笔；而真正的勇者，从不在逃跑中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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