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得势时朝中外忧内患,明朝为什么还在能辽东压着皇太极打

明朝能在辽东压制皇太极，盖因魏忠贤务实开源、重用将才，以工商税养边军，内忧外患中铸就铁壁防线。

诸位看官，提起天启年间魏忠贤当权，世人常斥其"九千岁"专横，却少有人琢磨：彼时朝中党争如沸、流民四起，辽东前线竟还能压着皇太极打？此中奥妙，不在天意，而在人事。老夫翻遍《明实录》与《国榷》，方知真相恰如南怀瑾先生所言："乱世治国，首在通财货，次在得人心。"魏忠贤虽为阉宦，却深谙此道——他执掌朝纲三年（天启四年至七年，即1624至1627年），辽东战报频传捷音：宁远城头红夷大炮轰退努尔哈赤，皇太极屡犯锦州反遭重创，退守盛京不敢窥边。细究其因，非关忠贤个人才略，实乃一套"钱粮为骨、将帅为魂"的务实方略使然。

一、税源活水养边军

魏忠贤最要紧的功夫，是把钱袋子扎得又紧又活。时人皆道太监横征暴敛，可他偏不向饥民伸手！《明史·食货志》载得明白：他专征江南工商税、海舶税，此地商贾云集、货殖如流，抽其盈余而民不伤。譬如苏州丝行年纳银万两，漳州月港海税岁入三万，国库顿时充盈。更难得是遇天灾即蠲免，万历四十四年（1616）京畿旱蝗，他开仓赈济反增支二十万两——此等"人道收税"，令天启朝民变竟少于万历末年。反观东林党得势后，崇祯二年（1629）尽废工商税，辽东军饷立时枯竭，袁崇焕纵有"凭坚城用大炮"之策，也难敌饿殍之兵。正应了李商隐那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奢在苛取于农，勤在通利于商。

二、党争断送长城血

魏忠贤用人亦有其明。他深知辽东系京师命脉，拒守山海关之议，力挺孙承宗"以辽人守辽土"方略；更与袁崇焕书信往来密如织锦，宁远大捷奏报到京，九千岁连夜批红"赏银万两，将士同欢"。然此等局面，全系于朝局平衡。东林党人自诩清流，实则盘踞江南贡院，视工商税为"与民争利"。待忠贤一倒，他们立废税制、力主媾和，对皇太极卑辞厚币，对灾民却横征暴敛。崇祯帝更昏聩，先黜孙承宗，后磔杀袁崇焕——《明季北略》记刽子手割肉千刀时，百姓争购其血，何其悲哉！至此辽东防线土崩，非因后金势强，实乃自毁长城。南怀瑾尝叹："党争过甚，则外寇乘虚"，信夫！

须知萨尔浒惨败（万历四十七年，1619）后，明军精锐已折半，努尔哈赤建后金（天命元年，1616）、立八旗（天命十年，1615）根基早固。魏忠贤当政时，皇太极新立（天聪元年，1627），尚未整合蒙古诸部，明军凭城坚守尚可周旋。然天启七年（1627）宁锦大捷后，崇祯朝废税罢将，辽东遂成不设防之地。静夜史之论虽偏，却点出要害：辽东胜败岂系一阉？实赖制度存续。魏忠贤有私心，但收工商税、用袁崇焕，确为续命良方；东林党沽名，废税媚敌，终致"病入膏肓"。若将明亡尽数推于魏姓太监，恰如《明朝的那些事》所讥："把锅扣在厨子头上，却不管灶台早被拆了。"

故曰：国家存亡，不在权阉清流之辨，而在利源通塞、边将安危。魏忠贤得势三载，不过延缓倾颓；待党争焚尽最后薪火，纵使皇太极缓攻，大明亦难逃覆辙。诸君试看崇祯十七年（1644）煤山枯树，岂非印证杨慎"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之叹？然则兴亡之鉴，终在"开源不竭，用人不疑"八字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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