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济济如过江之鲤的魏国，国力为什么会迅速衰弱

为何人才济济的魏国反成战国最先衰败者？

贤者不得志于生前，乃获济于身后——杜牧《韩碑》

魏国之亡，非无材之患，实为“养士如市，用士如弃”的荒唐治国之道所致。其核心悖论在于：看似人才济济如过江之鲤，实则庙堂沦为名士沙龙，真才实学之士反遭驱逐。

三家分晋后的魏国（前453年分晋，前445年魏文侯即位），恰似站在刀尖上起舞。其疆域横跨河东、河西、河内三地，《史记·魏世家》载“地狭而民众”，北有赵燕之虎视，南接楚韩之眈眈，西望强秦如狼，东临齐邦似虎。魏文侯深知此局，遂效法齐桓公“九合诸侯”之道，以“得士则强，失士则亡”为治国纲领。李悝变法开阡陌、定《法经》，使魏国“仓廪实而刑法严”；吴起练就魏武卒，“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河西之战拓土七百里；子夏西河设教，孔门儒学竟成庙堂显学——此般气象，恰如李白所言“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庙堂变名利场：从养士到弃士的堕落轨迹

魏武侯（前395-前370年在位）的转变最具警示意味。这位生于深宫的君主，将乃父“食有劳而禄有功”的用人之道异化为“贵族俱乐部”游戏。吴起献上《魏武子兵法》时，竟遭大夫王错当庭讥讽：“兵书何须布衣著，王族自可定乾坤”。待到商鞅携《刑鼎》入朝，甘龙辈竟以“此子寒门出身，岂能议礼法”为由将其逐出。这般行径，暗合《资治通鉴》所载：“魏以子夏为师，而以田子方、段干木为友，其于王道尚矣。至于武侯，浸以骄淫矣。”

及至魏惠王（前369-前319年在位）时期，人才流失形成恶性循环。商鞅西走秦关，张仪南入楚地，范雎隐遁于赵，孙膑投奔齐邦。《战国策》载，范雎临行前夜叹：“吾闻黄金台上客，尽是燕昭所供养，何独魏无此贤君？”更讽刺的是，当信陵君窃符救赵建功时，魏王竟斥其“擅权乱政”。这般“逐贤而治”的荒唐，恰如白居易《放言》所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魏国兴衰的深层逻辑，在于其人才政策始终未能突破“贵族政治”的窠臼。李悝虽立法“食有劳而禄有功”，但《法经》中仍明文规定“官爵世守者，虽无功不得夺”。这种“半吊子改革”，使得魏国始终未能建立“唯才是举”的长效用人机制。反观秦国商鞅变法，以军功爵制打破世卿世禄，《史记》载“秦人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此般气象，岂是魏国所能企及？

魏征所言“以史为鉴”的深意，正在于此。 魏国故事警示后人：庙堂若成名利场，纵有苏秦张仪之智，亦难挽狂澜于既倒。所谓“人才济济”，不过镜花水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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