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为何从原本可能名垂青史的中兴之主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守财奴

唐德宗为何从可能的中兴之主沦为守财奴？

**一言蔽之：财政困局与削藩失误，让雄心壮志化为猜忌守财。**

公元783年8月，大唐帝国第九位天子唐德宗李适在位时，上演了一幕令后世瞠目的荒诞战局。是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悍然反叛，德宗遣大将哥舒曜征讨，却不料兵败被困襄阳，危在旦夕。

中央神策军主力正鏖战北方，德宗无兵可调，只得急令泾原（今甘肃、宁夏一带）节度使姚令言率部驰援。孰料这支泾原军行至长安城下，竟调转马头，直扑帝京！仓促间，德宗仅携百余亲眷宦官、四百余护卫狼狈出逃，其窘迫不堪，史称“泾原兵变”。

纵观唐朝三百年国祚，天子弃都避祸仅三次，德宗竟悉数赶上，堪称“霉运天子”。然究其根源，一次寻常军事调动何以骤变为兵燹？答案简单得令人错愕——

**皇帝没钱！**

堂堂大唐至尊竟至如此境地，看似荒唐，细究兵变始末，方知德宗此劫，实乃自作之孽。

少年意气：曾有望中兴的革新之主

平心而论，若论才干抱负，唐德宗初登大宝时，确配得上“英明强干”四字。李适生于天宝元年（742年），十四岁逢“安史之乱”，随曾祖玄宗仓皇奔蜀，颠沛流离间磨砺出坚韧心性。

二十岁便膺任天下兵马元帅，在平叛中屡建奇功。叛乱平定后，其画像高悬凌烟阁，跻身唐代名将之列，亦是皇族中凤毛麟角的武勋。

大历十四年（779年），李适即位，改元建中。初登极位，他雄心勃勃，力挽狂澜：

**力行节俭**

，一月内罢免各地珍玩贡品；

**整肃宦官**

，贪腐者严惩不贷；更推行划时代的“两税法”，使朝廷财源得以稳固。其励精图治之象，若能延续，大唐中兴或可期。

**少年意气强不羁，虎胁插翼白日飞。**

（辛弃疾《贺新郎》）此时德宗，恰似雏鹰振翅，欲重振大唐雄风。

帝国毒瘤：尾大不掉的藩镇痼疾

然德宗中兴之路，横亘着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藩镇。藩镇初设仅为边防小军，玄宗为御外患，扩编为节度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终酿“安史之乱”。

玄宗时仅十镇，平乱期间为制衡叛军，朝廷竟在内地广设藩镇，鼎盛时近五十镇！这些“土皇帝”割据边疆腹地，朝廷直辖之地日蹙。

依唐律，地方税收除州县行政开支外应悉数上缴。然藩镇以养兵为名截留大半，朝廷所得日渐枯竭。更荒谬者，朝廷若跨区征调藩镇之兵，竟需另付高额“出界粮”！

**国库入不敷出，财政捉襟见肘**

，已成常态。

自掘坟墓：削藩失策与猜忌守财

目睹藩镇坐大，德宗心如火焚，削藩之念日炽。建中二年（781年），成德（今河北、山东一带）节度使李宝臣亡故。按惯例，其子李惟岳应继任。然德宗为打破世袭痼疾，悍然拒绝任命！

此举激怒李惟岳，其联合魏博、淄青、山南东道三镇同反。削藩之战骤然爆发。然历史昭示，向地方割据势力动手，需实力与谋略兼备。汉有七国之乱，晋有八王之乱，皆为殷鉴。

德宗显然未汲取教训。自身实力不足时，当如南怀瑾先生所言：

**“潜龙在渊，待时而动。”**

他却急于求成，仓促削藩。战端一开，军费激增，本就窘迫的财政雪上加霜。

泾原兵变直接导火索，正是德宗无力犒赏援军。兵变后逃亡奉天，他目睹国库空虚、将士离心，

**猜忌之心**

顿起。从此敛财成瘾，

**“聚敛之术，无所不至”**

（《资治通鉴》），甚至设“琼林”、“大盈”二库私藏钱财。昔日锐意革新之主，竟沦为视财如命的守财奴。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李商隐《咏史》）德宗之败，非败于才智，而败于急功近利与猜忌贪婪。他本有机会成为中兴令主，却因削藩失策动摇根基，因财政困局迷失本心，最终在猜忌与聚敛中，亲手葬送了初期的英明，只留下一个“守财奴”的尴尬背影，供后人扼腕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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