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灭亡之后为何东吴能撑17年之久,为什么曹魏没有出兵呢

蜀汉覆灭后东吴独存十七载，实乃天险、内政、时运三者交织之功，更因曹魏司马氏忙于消化蜀地、巩固权位而无暇东顾。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鼎立之局，自曹丕篡汉、刘备称帝、孙权建号，维持数十年。然景耀六年（263年），邓艾奇兵渡阴平，直捣成都，后主刘禅开城出降，历时四十三年的蜀汉政权就此倾覆。当时天下人皆以为，唇亡齿寒，东吴必随之而亡，谁知它竟又撑了整整十七年，直到太康元年（280年）才被西晋所灭。这其中缘故，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一、天险与内政：东吴的生存之道

蜀汉一亡，东吴朝廷上下震动，如闻惊雷。当时的吴主是景帝孙休。这位皇帝虽在位仅六年（258年—264年），却并非庸主。他深知国势危急，一方面“示弱于外而修政于内”，不主动挑衅北方，另一方面积极布防，加固长江防线。他在位期间，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使得历经战乱的江东得到喘息与恢复。这为东吴后来的抵抗积累了些许本钱。

更重要的是，江东之地，素有“长江天堑，国之巨防”的说法。自孙权时代起，便依仗水军之利与江湖之险，构建了绵密的防御体系。曹魏铁骑虽雄视北方，但到了江河纵横、水网密布之地，战斗力便大打折扣。历史上赤壁之战、曹丕数次南征无功而返，皆是明证。东吴君臣，尤其是后期，颇有些倚仗这天险，以为足可保境安民，偏安一隅。唐代刘禹锡有诗云：“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这“山形依旧”，说的便是地利之固，东吴所恃者，正在于此。

二、司马氏的算盘：为何不急于东进

那么，刚刚取得灭蜀大胜、声势如日中天的曹魏（以及其后的西晋），为何不趁势南下，一举平吴呢？这里头的玄机，可就深了。

其一，灭蜀之战消耗巨大，急需休整。263年的魏灭蜀之战，虽最终取胜，但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姜维在剑阁的抵抗十分顽强，魏军兵力、粮秣损耗甚巨。拿下蜀地后，更需要时间去消化这片广阔的新领土，安抚民心，镇压可能的反抗。将士疲惫，国库空虚，此时若再劳师远征攻坚城、涉险水，实为不智。正如《孙子兵法》所言：“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司马昭是知兵之人，自然不会犯这等冒进之错。

其二，内部权力斗争白热化。此时的曹魏朝廷，早已是司马氏的天下，但忠于曹氏的残余势力并未完全清除。灭蜀后不久，咸熙二年（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便逼魏元帝曹奂禅让，建立西晋。改朝换代之际，稳固内部、清洗异己、树立新朝权威，才是司马炎的头等大事。若此时大举攻吴，一旦战事不利或旷日持久，国内反对势力很可能趁机发难，届时内外交困，局面将不可收拾。

其三，边境不宁，需分兵镇抚。蜀汉存在时，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抵御西南羌、氐等部族的压力。蜀汉既亡，这部分防务便转移至西晋身上。同时，北方的鲜卑等部族也时有寇边。司马氏必须分派兵力稳定四方，无法集中全部力量用于东南一隅。

因此，对于西晋而言，龟缩于江东的东吴，反倒像一块暂时存放在案板上的肉。他们乐得见东吴苟安，自己则抓紧时间“积谷练兵，安内攘外”，待时机完全成熟，再以泰山压顶之势，毕其功于一役。

可惜的是，东吴并未利用这宝贵的喘息之机。孙休死后，即位的末帝孙皓，初时尚有明君之相，但很快便沉湎酒色，宠信奸佞，施行暴政，弄得国政日非，人心离散。他迷信长江天险可保万世之安，更加肆无忌惮。殊不知，再险固的江山，也经不起内部的腐朽侵蚀。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叹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东吴之亡，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时间来到太康元年（280年），西晋已历十余年休养生息，内部稳固，国力充沛。而东吴在孙皓统治下已是千疮百孔。晋武帝司马炎一声令下，六路大军顺流而下，曾经看似不可逾越的长江天险顷刻瓦解。孙皓面缚出降，被迁往洛阳，受封“归命侯”。三国时代，最终画上了句号。

纵观这段历史，东吴能多存十七年，非因其强，实因对手暂缓；而其终被平定，则印证了“倚险不如修德，固国首在安民”的千古至理。时也，势也，人事也，交织成这段令人回味的三国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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