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腐败的原因是什么,根源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人性枷锁：欲望的深渊

东汉末年腐败的根源，在于人性本恶与制度崩坏的相互撕扯，更在统治者亲手掘毁防堤的愚行。

且看《后汉书·朱穆传》记载：“禄仕数十年，蔬食布衣，家无余财。”这位清官朱穆尚且要靠打赤脚、穿麻衣维持生计，普通官吏的生存困境便可见一斑。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能，恰如杜甫所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朝廷将官俸压至“月俸三斛粟”的可怜水平（据《续汉志》载），便如同将官员逼上梁山——不贪污则冻馁，贪污则富贵，这般制度设计岂非自毁长城？

“营营青蝇，止于樊”，《诗经》的警世之言，恰似东汉官场的写照。当朝廷在安帝、顺帝年间屡次“百官减俸”，那些原本清廉的官员也不得不低头。史载长安孙晨为郡功曹时“十日一炊，无被，有蒿一束”，这般窘迫下，又有几人能守得住清贫？

制度溃堤：俸禄与权谋的困局

顺帝阳嘉元年（132年）的“减半俸禄令”，实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后汉纪》载当时“公卿以下，月俸不过四斛”，这等收入连维持基本开销都不够，更遑论应付日益苛重的“常侍钱”“宫阙钱”等摊派。试问当崔寔这位太守“家徒四壁立”，却要向朝廷上交“减损租赋”的奏章时，这般制度设计岂非荒谬绝伦？

更可悲的是，朝廷非但不思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地“卖官鬻爵”。桓帝永兴二年（154年），度尚以五百万钱购得益州刺史之职，这种“官职商品化”彻底摧毁了官僚体系的伦理底线。正如《资治通鉴》所叹：“权臣持禄，货赂公行，汉室倾颓，自此始矣。”

权臣当道：外戚宦官的腐败温床

自和熹邓太后临朝，外戚专权便成痼疾。延熹年间梁冀“毒杀质帝”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这些权臣构建的“利益共同体”，恰似《红楼梦》中“护官符”的翻版，让贪腐官员如鱼得水。史载中常侍曹节“卖司隶校尉印绶，得钱五千万”，这般明码标价的腐败，将官场彻底异化为交易场所。

正如《盐铁论》所言：“堤溃蚁孔，气泄针芒。”当皇帝自己都参与“西园买官”时，何谈肃清吏治？光和年间，灵帝刘宏设立西园，以田庄收入为名，实则大肆出售官职，这种自上而下的堕落，终使汉室大厦倾颓。

回望东汉末世，那些“家无隔夜粮”的清官、那些“黄金白璧买歌笑”的权宦，都在历史长卷中留下警示。正如陆机《吊魏武》所叹：“荣名秽杂，何可久玩？”唯有如唐太宗所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方是治国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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