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倭寇闹得是沸沸扬扬的,为什么到了清朝却没有出现呢

清朝为何不见倭寇踪迹？

清朝之所以不见倭寇，实因日本政局演变与东亚海洋格局重构双重作用所致。

大明王朝的海疆，始终笼罩在"倭寇"的阴云之下。嘉靖年间，浙江巡抚胡宗宪在《筹海图编》中记载："倭船千艘，蔽海而来"，其势如潮涌。然细究其人，正如王曦之诗所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些被冠以倭寇之名的海商，实则九成出自闽浙沿海。彼时日本战国纷乱，浪人武士流离失所，恰与我朝海禁政策下的走私集团一拍即合，遂成"倭患"。

海禁政策下的畸形生态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白居易笔下的婉转之态，恰似明清两代对待海洋的态度。明廷虽在隆庆年间有限开海，却始终未能正视海洋经济的客观规律。正如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所言："海禁严则走私炽，走私炽则倭患兴"，这般恶性循环，终使倭寇集团坐大成势。

清承明制，却未蹈其覆辙。康熙二十三年平定台湾后，虽设四口通商，但真正改变东亚海域格局的，是日本德川幕府的锁国令。元和九年（1623年）起，江户政权连下五道锁国令，至宽永十六年（1639年）终成定局。这般铁幕之下，日本浪人再难如嘉靖年间般自由流动，所谓"倭寇"自然失去根基。

南洋海盗的另类延续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的慨叹恰可映照明清海患的嬗变。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清军征讨安南失利，阮惠政权为报复天朝，竟效法明末倭寇故智，纵容水师残部与闽粤海盗勾连。这些"南洋海盗"中，竟有三成出身正规水师，《清史稿·食货志》载其"船械精良，战术灵活，较倭寇尤甚"。

嘉庆年间，张保仔、郑一嫂等海盗集团达到极盛。据《广东通志》记载，其舰队常备战船逾百艘，部众二万余人，甚至建立海上税关制度。此等规模，已非传统海盗可比。清廷不得不采取"剿抚并用"之策：一方面借《中英广州条约》契机开放贸易，另一方面通过外交渠道施压越南阮朝。至嘉庆十五年（1810年），历时二十二载的南洋海盗之患方告平息，恰应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治乱循环。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明清两代的海洋政策，始终在"禁"与"放"间摇摆。正如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所言："帝国的治理者始终未能建立可持续的海洋管理体系。"倭寇与南洋海盗的此消彼长，恰是这种治理困境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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