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什么要天子守国门而不是虽远必诛呢,为什么朱元璋会不同于汉武帝的政策呢

明朝为何选择“天子守国门”，而非效仿汉武帝“虽远必诛”？答案在于：朱元璋深知战乱之苦，以守为本，以民为先；而汉武帝承盛世之资，以攻为守，以威立国——二者所处时势、出身经历与治国理念截然不同，故政策迥异。

一、开国之君的切肤之痛 vs 盛世之主的雄图霸业

明朝近三百年，素有“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之誉。此刚烈国策，根植于太祖朱元璋所立《皇明祖训》。大明初建，倭寇扰边，朱元璋遣使赴日，欲令其臣服并约束海盗。孰料日本竟斩杀来使，傲慢无礼。太祖震怒，几欲东征，然终未发兵，反将日本列入“不征之国”十五邦之一。

此非怯懦，实乃深谋。朱元璋出身寒微，幼历饥荒，长经战乱，深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他亲眼目睹元末天下崩裂、十室九空之惨状，故立国后力主休养生息，慎言兵戈。所谓“得其地不足耕，得其民不足使”，非是目光短浅，而是清醒认知——彼时大明疆域已囊括中原膏腴之地，再拓“化外蛮荒”，徒耗国力，无益民生。

反观汉朝，尤以武帝为甚。彼时承“文景之治”六七十年之积，府库充盈，《汉书·食货志》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至腐败不可食。”此等富庶，恰为武帝“外事四夷”提供底气。陈汤虽在元帝时喊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然此精神实肇于武帝——北击匈奴、通西域、征南越，无不彰显帝国锋芒。

二、守土安民的务实之道 vs 穷兵黩武的盛极而衰

然盛极必衰，武帝晚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痛陈：“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虽赖昭、宣二帝“与民休息”，方有“昭宣中兴”，然汉室元气已伤，颓势难挽。可见，“虽远必诛”虽壮国威，却以万千黎庶血泪为代价。

朱元璋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不慕虚名，不贪远功，宁可忍一时之辱，也要保百年之安。其政策看似“内敛”，实为“深根固柢”。正如《道德经》所言：“治大国若烹小鲜。”频繁用兵，如翻锅过甚，鱼必碎烂。故太祖定下“守国门”之策——天子坐镇北疆，以北京为盾，直面蒙古残元势力，既示决心，又控要害，此乃“以守代攻”的极高智慧。

须知，北方游牧之患，自秦汉至明清，绵延两千年。匈奴之后有鲜卑，柔然后有突厥，回鹘之后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相继而起。欲以武力“永绝其患”，实为痴想。朱元璋深谙此理，故不求“诛远”，但求“守近”——筑长城、设九边、迁都北京，皆为此策之体现。此非怯战，乃是认清历史规律后的理性抉择。

诚如苏轼在《赤壁赋》中所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帝王功业，终归尘土；唯民生安泰，方为国本。朱元璋舍“虽远必诛”之豪言，取“天子守国门”之实策，非不如汉武，实乃更懂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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