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虏后，朱祁钰是继承人的唯一选择吗

是的，在土木堡之变后，朱祁钰是明帝国继承人的唯一现实选择，这是由瓦剌兵临城下的生死危局所决定的。

土木堡之变：一场意外的国难

正统十四年夏，瓦剌也先挥兵犯边，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蛊惑下，竟效仿太祖御驾亲征。岂料大军行至土木堡，粮草断绝、军心涣散，瓦剌铁骑如虎入羊群，一战而溃。皇帝竟成阶下囚，此等奇耻大辱，较之靖康之祸尤甚。国事至此，非天意弄人，实乃人谋不臧。王振之流挟天子以自重，终致社稷倾危。正如《易经》所言：“履霜坚冰至”，祸患伏于细微，而明廷上下浑然不觉。瓦剌大军乘胜南下，北京城内哭声震天，有大臣已卷铺南逃，更有甚者暗议迁都南京。此情此景，

北京城如风中残烛，稍有不慎，大明四百年基业将付诸东流

。

英宗出征前，虽命其弟郕王朱祁钰留守京师，却不过视作监国权宜之计。彼时太子朱见深年仅两岁，襁褓之中何能理政？古语云：“主少国疑”，幼主临朝，权柄必落宦官外戚之手。土木堡消息传来，朝堂哗然，孙太后涕泣不止，然国事危急，岂容妇人之仁？当此存亡之秋，若立幼儿为帝，无异于以童子掌剑，自取灭亡。于谦拍案而起：“九庙神灵在上，臣等誓死守城！”其声如雷贯耳，顿使惶惶群臣稍定心神。

谁主江山：时势造就的抉择

有人疑曰：何不立襄王朱瞻墡？此人乃仁宗之子、宣宗之弟，德高望重，孙太后初时亦遣使往襄阳迎奉。然细究其理，襄王虽贤，辈分既尊，若继侄孙之位，恐开宗室僭越之端。昔年吕洞宾点化世人，曾遇一村老执掌族权，子孙争斗几致灭门，仙人叹曰：“

‘位不配德，如稚子抱璧；德不配位，犹跛者登高’

”，此言暗合治国之道。大明以孝治天下，叔继侄位已属权变，若再越辈而立，朝纲必乱。更何况瓦剌铁蹄已叩居庸关，岂容朝臣从容议礼？

朱祁钰之立，实乃时势所迫。其人年二十有一，明英宗亲征时委以留守重任，足见倚信。更关键者，彼时已临危受命为监国，统摄百官、调度粮草，北京保卫战中亲登城楼擂鼓，军民为之感奋。于谦等人力主其登极，非为私利，实因“

救时之急，贵在得人；缓则生变，速则存国

”。幼主朱见深纵为正统，然两岁小儿何能决军国大事？权臣或宦官必乘隙而起，重演东汉末年十常侍之祸。观史册所载，汉殇帝、晋恭帝皆幼年登基，终致神器旁落。彼时若立朱见深，北京城恐未及守，而内乱先作。

张三丰曾云：“

治大国若烹小鲜，火候稍失则焦糊；应乱世如履薄冰，步履稍差则倾覆

”。景泰帝朱祁钰临危受命，恰似道家所谓“无为而治”——非不作为，乃顺应时势。其登基后整肃军备、倚重于谦，终使瓦剌退兵。后人或讥其囚禁兄长，然设身处地，若当时犹豫不决，大明或已步南宋后尘。杜甫有诗：“

‘万国城头吹画角，此生饮恨已无穷’

”，土木堡之变后，若无朱祁钰当机立断，何止饮恨，恐连山河亦非汉有。

故论史者当知：历史从无完美选择，唯有当下最不坏的出路。朱祁钰之立，非天命所归，实乃瓦剌铁蹄踏碎幻想后的唯一生门。后世读史至此，当思乱世权变之难——正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治国亦需应机而动，岂可胶柱鼓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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