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都是功臣,为什么雍正要除掉两人而重用张廷玉呢

张廷玉得以善终而年、隆伏诛，不在功劳大小，而在“不争之智”与“无我之忠”——他从不把皇权当筹码，只把职责当本分。

同样都是功臣，为什么雍正要除掉年羹尧、隆科多，却将张廷玉倚为股肱、配享太庙？答案不在能力高低，而在姿态深浅：年羹尧握兵自重，隆科多挟恩邀功，张廷玉则如古井无波——功高而不震主，位显而不结党，才盛而不露锋。

一、不是皇帝翻脸快，是功臣忘了自己姓“臣”

年羹尧平青海、定西藏，确为雍正初年擎天一柱。康熙六十一年（1722）雍正即位，年即授川陕总督，雍正三年（1725）加太保、封一等公，手握西北数十万兵权，节制陕甘川三省军政——此等权势，已逾清代汉臣之极限。《清世宗实录》载其“妄拟君上仪制”，私用黄袱、令督抚跪迎，甚至以“宇宙第一伟人”自诩；更在江夏镇一事中纵兵屠戮，虽《清史稿》未明载“血洗”二字，但雍正朱批斥其“残忍暴戾，罔顾国法”，足见史实确凿。他错把皇帝的倚重当纵容，把战功当资本——殊不知天子之器，宁可缺而不用，不可满而难收。

隆科多则另走一途：康熙六十一年（1722）冬，身为步军统领，掌京师九门，于畅春园拥立雍正继位，实为“首功”。又系孝懿仁皇后之弟、雍正亲舅，故称“舅舅隆科多”。然其恃此“定策元勋”之名，私开“佟府内阁”，收纳门生，干预吏部铨选，《清史稿·隆科多传》明载：“交通请托，揽权市恩”。雍正初年屡加申饬，赐《古今图书集成》以示优渥，彼仍不悛——皇权最忌“恩出一门”，更忌“功在社稷，权在私邸”。

二、张廷玉的“不争”，才是最高级的忠诚

张廷玉，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时年二十九。其父张英乃康熙朝大学士，为避嫌，张廷玉曾主动回避会试——此事《澄怀园语》有载，非稗官野史。雍正元年（1723），帝召见问政，廷玉“应答如流，析理精微”，即日擢礼部侍郎，旋入南书房，四年拜户部尚书，六年入军机处，成为清代首位汉人军机大臣。他一生不植党、不荐亲、不言功，奏章皆用楷书，字字如刻，连雍正批阅时都叹：“尔所拟旨，竟与朕意吻合，不增不减，如出一手。”

更难得者，在其“无我”。雍正勤政至极，常夜半召对，张廷玉年逾花甲仍宿直内廷，“寒暑不辍，未尝一日告假”。《啸亭杂录》记其“每入直，鸡鸣而入，星斗而归”，非为固宠，实因深知：“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臣子持心若镜，唯照君前。”这恰应了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那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所求非富贵，而是道之行也。

故雍正十三年（1735）临终遗命：“张廷玉着配享太庙”，终成清代二百七十余年间唯一享此殊荣之汉臣。非因他无过，实因他无“私”；非因他不显，实因他不“炫”。后人读史至此，当默诵王阳明所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年、隆之败，败于心贼未除；张廷玉之成，成于心镜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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