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琬能被选为诸葛亮的接班人，他身上有哪些特质

蒋琬能被诸葛亮选为接班人，关键在于他那份能容人、容事的非凡器量与公心。

五丈原秋风瑟瑟，诸葛亮的星火将熄，后主刘禅遣使问以后事，孔明明言：“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寥寥数字，千钧之重，将蜀汉的未来托付给了蒋琬。然而，这位日后总领国事的栋梁，早年却险些因“怠政”而丧命于刘备之手。彼时他仅为广都长，刘备巡视时见其“众事不理，时又沉醉”，大怒欲加刑。诸葛亮一旁力保：“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之。”一句话，救下了一位未来的宰相。

容人之量，方为宰相之器

蒋琬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其过人的“肚量”是绕不开的品质。东曹掾杨戏，性情孤直，寡言少语。蒋琬与之议事，杨戏时常默然不应。旁人见状，不免进言：“公为上相，他竟如此怠慢，实属不敬。”蒋琬闻之，非但不怒，反而娓娓道来：“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当面顺从，背后非议，此乃小人之行。杨戏此人，性本耿直，从不违心。我言未必尽是，他附和则违其心，反驳则显我过，故而默然。此正其性情纯厚之处，我正可借此自省，何罪之有？”这番话，颇有道家“知雄守雌”的意味，不强求，不妄为，观人之本性，容人之不同。后来杨戏遇上性情刚烈的姜维，酒后失言，便被削职为民，直至老死，两相对比，愈发显出蒋琬的难能可贵。

又有督农官杨敏，曾在私下议论蒋琬“做事愦愦，真不及前人”。话传到蒋琬耳中，他神色自若，坦然道：“吾实不如前人，此乃实情，何罪之有？”后来杨敏因事下狱，众人皆以为其死期将至，蒋琬却依法处置，不因私怨而加害，并言：“敢言者，乃吾所敬。”试想，若非心胸坦荡，何来此等气度？他深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一个领导者，若听不得半点逆耳之言，容不下一个性情中人，又怎能广纳善言，凝聚人心呢？

公心为重，不计私怨

蒋琬的宽容，并非无原则的纵容，而是根植于一颗公心。长史杨仪，才干出众，却心胸狭隘。诸葛亮逝后，他自认继任者非己莫属，及至落选，心生怨望，甚至对费祎说出“若当初举军投魏，安得如此结局”的狂悖之言。后主刘禅闻之大怒，欲将其处斩。此时，蒋琬不计前嫌，挺身而出，为之求情：“仪虽罪在不赦，然念其昔日随丞相多有劳苦，可免其死罪，贬为庶人。”这种“以德报怨”的背后，不是妇人之仁，而是对国家法度与人情事理的权衡，是真正为大局着想的智慧。他没有因为对方曾对自己心怀不满而“乘机加害”，反而念其旧功，为其开脱。放眼历史长河，这般胸襟，几人能有？

蒋琬继诸葛亮之后，虽无经天纬地之才，却以宽厚公允之德，稳住了蜀汉的阵脚。他深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团队的稳固，不仅在于领袖的智谋，更在于其胸襟与气度。这或许正是诸葛亮“慧眼识人”的根本所在。他看中的，不是蒋琬能否再现自己的辉煌，而是他能否以宽厚的德行，维系住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非一人之力所能挽回。蜀汉的衰落，是天下大势使然，即便孔明在世，恐也难有回天之力。蒋琬与后继者们，不过是尽人事，听天命罢了。他们虽未能改变国运，但其人格风范，却如成都武侯祠中的塑像一般，静静伫立，供后人瞻仰与深思。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说的正是这般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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