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啥要重农抑商揭秘古代对商业的扶持政策

古代重农抑商是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和国家稳定，同时历代王朝也巧妙扶持商业，以平衡经济。

重农抑商的深层原因

中国历代王朝的经济政策中，“重农抑商”几乎是铁律，有时甚至到了极致。但若说古人不懂商品经济，那就大错特错了。统治者深知“钱的好”，即便在抑商最严的时代，对商业的扶持也从未缺席。例如，汉惠帝年间“弛商贾之律”“弛山泽之禁”，造就了“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的怪现象，为“文景之治”奠定基础。就连明太祖朱元璋，虽以“讨厌商人”闻名，却多次降低商业税，为商人提供“假贷钱谷”支持，斥巨资建造“榻房”，供合法纳税者免费住宿仓储。商业对国民经济的意义，他们心里“门清”。

然而，重农抑商的根源，恰在于“钱的好”——粮食的珍贵。古代科技有限，粮食是刚需硬通货。货币更迭频繁，铁钱、铜钱、银钱轮番登场，甚至纸壳泥壳都曾充数，但粮食始终如一。东汉官员“半钱半谷”领薪，唐朝“禄米”支付，明初文官俸禄以米计，正一品九百石，从九品五十石。后世常吐槽明朝工资低，但《明实录》载，明代粮食亩产比宋代高近五成，水稻亩产三至四石，平均两石。刨去种子肥料，从九品官员的五十石米，至少抵得上江南中小地主一年的纯收入。粮食之贵，可见一斑。

古人深知粮食的重要性，如吕洞宾点化农夫的故事：一农夫视粮食如草芥，吕洞宾现身，言“粒粒皆辛苦”，农夫顿悟，从此珍惜谷仓。此故事呼应李绅《悯农》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粮食增产难，却关乎人心与国本。王朝初建时，百废待兴，必先“扶农”。商业却常成威胁，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与王朝争抢资源。北宋中期浙中灾荒，“商贾争粟，富家闭粜”，官仓无粮，饥荒中“米斗二百，人死大半”。金兵南下时，汴京“豪商”一斗米涨至近两千钱，助燃“靖康之耻”。这些教训，让王朝警醒，抑商成常态。

商业扶持的智慧

农业是王朝繁荣的基石。北宋“富宋”的崛起，始于宋真宗年间的农业改革；明太祖朱元璋铁腕治国，令明朝田亩破八百万顷，岁粮收三千万石，是宋元两倍，撑起“宇内富庶”的盛世。农业的重要性，一目了然。

但第二个原因同样关键：农民是王朝安全的基石。封建王朝以小农经济为主，自耕农越多，生产越稳定。商业却常成“大敌”。汉代晁错抨击商人“男不耕耘，女不蚕织”，却“牟农夫之利”“乘上所急，所买必倍”，兼并土地，争夺劳动力。战国荀子言“工商众则国贫”，汉代贾谊疾呼商业是“天下之大残也”。从那时起，“省商贾，重农夫”成抑商论据。

张三丰的故事也印证此理：相传张三丰游历民间，见商人囤粮居奇，遂施法点化，言“商贾虽利，不如农桑安身”。故事虽带道教色彩，却揭示古人智慧——商业需扶持，但不可动摇根本。朱元璋对流民的处置更说明问题：洪武三年，他强制苏松嘉湖杭五郡流民就地垦荒，确保农民扎根土地，流民一多，王朝易乱。

综上，重农抑商非不懂经济，而是基于粮食安全与稳定的深谋。历代王朝在抑商的同时，也灵活扶持商业，如汉惠弛律、朱元璋减税，展现平衡之道。这政策，是古代治国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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