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民只能给地主“打工”，他们不能开荒地吗

古代农民并非不能开荒，而是开荒之难，难于上青天——成本高、风险大、赋役重，一着不慎，便倾家荡产。

一头牛，压垮一家命

开荒种地，首需耕牛。自战国以降，牛耕渐成农事之本。曲辕犁配健牛，一日可耕数亩，效率远超人力。然养牛之费，实非小户所能承担。南宋方万里曾记：慈溪官府养八牛，月耗草料钱八贯，终至“牛存者一头”。此非吝啬，实因“一牛马所费，当五人之食”，日日喂养，如供神明。

北宋初年，一头耕牛值三贯；至南宋，竟涨至四十贯。彼时县令月俸不过十五贯，尚常被克扣。普通农户欲购一牛，无异登天。

故唐宋以来，“租牛”成常态。苏轼曾言，豪强之家动辄拥数百佃户，“借人之牛，受人直土”。邢铁考之，宋代五口佃户，年需粮八十石，若无牛助耕，产量不足，阖家饥馑。是以纵知牛贵如金，亦不得不赁。

昔吕洞宾游历乡野，见一老农扶犁而叹：“力尽筋疲，不及牛之一蹄。”真人笑曰：“汝心若牛，何须外求？”语虽玄妙，然世情如此——无牛则无田，无田则无生。

垦荒易，守业难

纵有勇力，披荆斩棘，辟出十亩新田，亦未必能安享其成。封建之制，赋役如网，层层盘剥。宋虽称“富宋”，然“不抑兼并”，税目繁杂：二税之外，牛皮、盐铁、农具皆征，附加之税常逾正税数倍。

更苦者，徭役之害。富户避役，中产承之。一次衙前之役，足以破家。韩琦尝叹：“民有田不敢耕，有牛不敢畜，寡母在堂，亦逼其改嫁。”田园梦碎，不过转瞬。

明初朱元璋、朱棣父子，深知此弊，乃大举“送牛垦荒”。太祖四次拨款，赐牛数万；成祖登基未及月，即遣官赴山东、河南，“以官牛给之”，并配农具。一时宇内富庶，仓廪实而知礼节。然此等盛景，不过昙花一现。待国力稍弛，农户复陷“再供租约赁耕牛”之困。

《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然小农之家，纵日日勤勉，亦难逃制度之网。张三丰尝言：“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农民如铜，在炉中熔炼，或成器，或成渣，非由己定。

故知，古代农民非不愿开荒，实不能也。一头牛，一道役，一场旱，便足以令三代辛苦付诸东流。所谓“二十亩地一头牛”，非是愿景，乃是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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