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东吴偏安论：为何东吴始终未能离开长江北进一步,

为何东吴始终未能离开长江北进一步？ 东吴并非偏安之主，而是受限于天时、地利、人和的不足，以及自身内部的人才凋零和外部强敌的压制，最终未能实现其统一天下的雄心。

东吴的战略雄心与现实困境

孙权初登位时，便怀有成为桓、文之君的抱负，鲁肃提出的“帝王之说”便是这一雄心的具体体现。诸葛亮初见孙权时，对其碧眼紫髯的相貌印象深刻，认为他只能激而不可说。连曹操也赞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可见孙权的雄才大略。东吴的君臣中，积极进取者不乏其人，如鲁肃献帝王之说，甘宁进取荆州以图蜀之策，周瑜更是欲整军伐蜀，前据襄阳，谓北方可图。吕蒙谋取荆州，提出“令征虏守南郡，潘璋守白帝，蒋钦将游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的战略构想。诸将如全琮、徐盛、潘璋、宋谦等，均不甘心于鼎足之势，志在并许、洛，吞巴蜀。

然而，尽管孙权多次北伐，其后又有诸葛恪的淮南之役，东吴始终未能突破长江防线。究其原因，非不为而力不及。从天时、地利、人和来看，东吴并不具备一统天下的条件。孙权政治凭藉不厚，既无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也无刘备帝室之胄的正统之义，只能后发制人。东吴地利有长江之险，此为一长；但地处低下而仰攻蜀魏，又是一短。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原，人物众盛而又居高临下，所以历代南北对峙基本上是北方战胜南方。孙权虽得江东才俊，但山越屡叛，人和也只得了一半。等到孙权镇抚了山越欲挥兵西进之时，曹操已经南下，使得他未能在北方多务之时竟长江所有，丧失了机运。

东吴人才凋零与外部压力

东吴名将过早凋零，是东吴无法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东吴开国的文臣武将约四十人全部在孙权生前早早谢世，周瑜、鲁肃、吕蒙三大支柱及十二虎将中有十人凋落在孙权称帝之前。吴、蜀地狭，贤才非唯本土所产，因汉末乱世分之于四方，因此大批凋零，人才难继。孙权的大批谋臣骁将的过早谢世，使得东吴争雄天下的势力大大衰弱。

争荆州之役东吴虽得实利，但也增强了曹魏，从逐鹿中原的角度看，是不值的，至少可以说是操之过急。三国鼎立，曹魏占天下三分之二，又位处中原，天时、地利、人和都占绝对优势。吴蜀合力相抗尚且不敌，而又自相残杀，大大削弱了抗衡力量。

孙权短于临阵突敌，战攻不著，直接影响了争天下的进程。孙权亲临战场所指挥的对曹战役，举其大者十一次，除攻克皖城一役外，其余十次均未能取得胜利。公元209年（建安十四年）赤壁之战后，孙权乘胜率十万之众围合肥，攻百余日不能下。公元213年（建安十八年）孙权与曹操相拒于濡须坞，曹操破权江西营，获都督公孙阳。公元214年（建安十九年）孙权征皖城，克之，获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孙权以十万之师围攻合肥，被曹将张辽、李典、乐进以七千之众大破。公元216年（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再度进军濡须口，孙权退走。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孙权围合肥，无功返。公元226年（孙权黄武五年）孙权趁魏文帝曹丕之死征江夏，围石阳，不克而还。公元229年（孙权黄龙元年）孙权乘陆逊夹石大败曹休的声威，扬声出江北而僭袭西阳，魏将满宠早为之备，权退还。公元230年（黄龙二年）孙权围合肥新城，不克而还。公元234年（嘉禾二年）孙权再围合肥新城，遣将军全琮征六安，皆不克还。公元234年（嘉禾三年）孙权联蜀大举伐魏，东西相应。吴兵三路北进，西路陆逊、诸葛瑾向襄阳；东路孙韶、张承向广陵、淮阳；孙权自率大军出中路合肥。魏明帝曹睿亲征，未至寿春，权退还。

纵观中国历史，凡生于乱世的开国之主，无不善驭戎机。如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夺天下无不取之于马背。诚然，只知打仗不懂政治的一介武夫成不了气候，但只有韬略而短于戎阵也难以济大功。

孙权称帝骄逸，晚年昏聩，忠奸不分，大搞特务统治，信用佞臣吕壹等残害忠良，与早期判若两人。曹魏重点防吴，孙权无隙可乘，不能建奇功。魏文帝曾问贾诩，统一天下吴蜀何者为先？贾诩答以休身养生息，壮大国力以后再言战。曹丕不纳，于公元222年、224年、225年三次亲临大江，虽无功而返，其战略计划先吴后蜀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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