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清谈之风具体表现

魏晋清谈之风具体表现

魏晋时期，社会上盛行“清谈”之风。所谓“魏晋清谈”，是指士族名流相聚时，不谈国事、不言民生，而专谈老庄、周易等玄学话题，以此展示自己的高雅与风度。

这种“清谈”在当时非常流行，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中更为普遍。他们聚集一堂，讨论争辩，各抒己见，以驳倒他人为能事。由于上流社会的广泛参与，“清谈”逐渐成为一种时尚。

清谈的形式与特点

“魏晋清谈”的方式，绝大多数属于口谈。口谈又可分为几种形式：一是两人对谈，即所谓主客对答。一个人对某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称为“主”；提出不同见解和质疑者，称为“客”。主客互相质疑对答，往返难休，这是“清谈”的主要形式。

二是“一主多客”或“一客多主”。主客双方都以一人为主，其余者可以插言。三是“自为主客”。当别人对问题都无高见可抒时，某人可以就此问题自己设疑，自己解答，以发表他的高超见解。

有一次，大家争论一个问题，最后都穷于词理，当时宰相谢安“自叙其意，作万余语”，侃侃而谈，见解独特。说完以后，肃然自得，四座没有不佩服的。

清谈的目的与氛围

当时，人们把共聚“清谈”当作抒发情怀的良机，许多名流闲士都热衷于此。但其目的并不是论政，而是为了消遣和显示自己清高不谈俗事。《兰亭序》中写道：“永和九年，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修禊”本是三月初三沐浴除垢、嬉水采兰、祓秽祈祥的活动，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显然不仅是一般的“修禊”，而是东晋士族文人的一次大规模清谈盛会。

“清谈”是辩论演讲，它和现代演讲的共同点在于要求有新异的观点，要“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探求义理之精微而达于妙处”。如步入后尘，拾人牙慧，无新颖观点，就会令人烦躁厌听。孙盛到殷浩家去“清谈”，直到废寝忘食，不愿离去，假如他们谈的全是老一套，是不会互相吸引到这种地步的。

一场好的“清谈”，固然要求理论观点标新立异，还必须有高超的语言技巧来表达观点。有一次，刘惔到王蒙家“清谈”，刘走后，王蒙的儿子问其父：“你和刘惔谁胜了？”王蒙说：“韵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韵音令辞是语言优美动听，“往辄破的”是说理论上一发即中。前者包括声调抑扬顿挫，和畅悦耳，词语准确犀利，精当有力，是讲“清谈”的形式；后者说的是清谈的内容。由此可见，王蒙是把“清谈”的内容和形式并列起来看待的。

“魏晋清谈”中，气氛一般很随便，在激动的时候，往往助以手势，身体摆动，甚至起舞，引吭；谈到酣醉地步时，便无所顾忌了，口出粗言也是有的。

“魏晋清谈”也有诡辩者。当然，诡辩者需有敏捷的思维和善辩的口才。王苟子和许洵辩论，王苟子不得胜，而反过来，“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实为交换命题），王苟子还是告败。可见许洵的诡辩何其机巧。

魏晋名士喜欢清谈的原因

魏晋的清谈之风，承袭于东汉清议的风气。刘禹锡诗云：“清谈如水玉，逸韵贯珠玑。高位当金铉，虚怀似布衣。”元好问亦云：“新诗互酬唱，清谈见滋味。”据《二十二史剳记》记载：清谈之风盛行于魏晋时期，乃当时的贵族名士何晏、王弼所创，他们都是玄学大师，其思想影响深远，成为一代风气。

随着东汉王朝的分崩离析，士大夫们厌倦了两汉经学的繁琐枯燥、谶纬神学的怪诞肤浅，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他们开始转向哲学意义的命题，围绕《周易》、《老子》、《庄子》等玄妙深奥的话题展开辩论，称之为“清谈”（也叫“玄谈”）。

没事时，文人墨客常常聚在一起，他们不谈国事，不言民生，只论经文，吟诗作赋。魏晋多风流名士，尤以“竹林七贤”中嵇康、阮籍为代表，他们喜欢搞些文学沙龙，谈论玄道，交流心得。于是，大家趋之若鹜，争先效仿，一时间，清谈成了一种时髦的活动，无数的文人视之为高雅之事，风流之举。

清谈一般都有交谈的对手，有时为两人，有时为三人，有时为多人，大家一边喝茶饮酒，一边畅所欲言。清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在交谈过程中，主客相对而坐，一方针对主题的内容提出自己的观点，而另一方则加以辩驳，推翻对方的观点，确立自己的见解，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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