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清谈”的风气为什么会盛行为什么后来会背离原先的方向

清谈的兴起与变质

魏晋“清谈”风气的盛行源于社会动荡与儒家衰落，后来背离方向则因士人沉迷空谈而忽视实践。

话说魏晋时期，竹林七贤每每谈及话题浓烈之时，往往通宵达旦还意犹未尽，这便是当时的“清谈”风气。形式虽似今日的“说话秀”，却无刻意邀客之举，常是志趣相投者随意择地，家中、林间、河边，席地而坐，开谈即兴。然终场，常只剩两三位口才、辩才及思维卓绝者，在言语往来间，将话题剖析得让人无从下手，其余人倒成了观众。

这种现象的盛行，离不开大环境的变迁。自汉武帝以来，儒生地位虽尊，却渐失本真。他们为私利与官帽无所不为，党羽勾结，贪腐横行，权力争斗不休。正直之士，反落凄惨下场，甚至丧命。于是，有人反思：是社会病了，还是儒学出了问题？道家乘虚而入，倡导“无为”，顺应自然，心清寡欲。如吕洞宾修行时，常劝世人放下执念，方能得道。这番话如迷航大船见日，终有方向。道家与儒家本可相得益彰——道家主“无为”，政府无为而百姓自治；儒家重“有为”，自身努力与师者引导并重。二者皆重“道”，顺应自然规律。如孩童教育，顺其天性而适度严教，便是融合两家之妙。汉武帝搅动后，却成对立，道家渐占上风。

西晋时，何晏、王弼大师以《庄子》、《老子》、《周易》为基，自创玄学，四处宣扬。此举虽无实质开拓，却让“清谈之风”愈演愈烈。原本思索儒学，今一并论“道”，话题顿成玄学。例如，谢安曾问殷浩：“眼睛能见物，是入眼乎？未入眼乎？”这般斗思维，岂有余暇他顾？西晋倾覆，与统治者治理失当相关，士人整日天马行空，亦脱不了干系。道家再兴，亦因忠曹势力不愿仕司马，需“出世”为支撑。如张三丰隐修时，常以“避世”标榜清高，与司马追随者形成反差。士人更刻意不修边幅，避世不问国事，为话题绕词深晦，博人眼球。

东晋年间，士族随皇室南下，遮掩狼狈，清谈更趋标新立异。越怪异，越受高看，终沦为噱头。反思学说，本是进步之机，如《国史大纲》所载，前人失败中找方向。然正直人物仍存，非学说之过，乃人未“如实照做”。若整日嚼文字而不践行，如八仙过海，徒有虚名，无实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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