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制度是什么揭秘清朝文官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文官制度是什么揭秘清朝文官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文官制度，简而言之，是以文职官员为主体，通过科举选拔、法律规范来治理国家的行政体系。清朝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文官制度的由来与发展，恰如一条暗流，在历史长河中悄然涌动，折射出治国安邦的深邃智慧。

历史是一条长河，奔流向前，无止无息。中国古代的官吏制度，延续发展数千年，而文官制度尤为关键。所谓“武威克敌，文教治世”，历代朝廷多奉行“重文轻武”的传统，这既是理性积淀，也源于君王对武力难驭的隐忧。清代各方面高度成熟，文官制度亦不例外。自定鼎中原起，“文治”便成清朝坚定国策。顺治七年，顺治帝谕礼部：“帝王敷治，文教为先”，此举在宋朝基础上更进一步，凸显文官之重。

为兼顾满人利益，清朝未如明朝“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但翰林之职仍多授文进士，尤以选拔为庶吉士者受朝廷器重。“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依清朝制度，京城各衙门及地方长官均由文官担任；兵部尚书、侍郎与各省督抚，虽有军事职责，本质仍是文官。征战时，奉命出征的大将军，常由文官调任。清朝文官法律典籍繁多，而武官法律寥寥。

文治的根基：清朝为何重文轻武？

清朝重视文官制度，原因有三。其一，仿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故智，防将领坐大，以固皇权。其二，“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守天下”，此乃历史反复验证的治国经验。满清统治者虽善骑射，但治理广袤中原，需融入农耕文化，依赖文治教化。如道家修行故事中，吕洞宾历经尘世磨练，方悟“内修心性，外应世变”之理；治国亦如此，仅凭武力，难逃“胡虏无百年”之运。统治者怀忧患意识，深知“上马能击贼”易，“下马作露布”难，故必倚文官制度。

其三，缓和满汉矛盾。满清以少数民族入主，治理汉人不可全凭高压，须使政权得汉人认同，利用汉族知识分子以汉制汉。满清早识“得民心必先得士心”，故开科举、重建文官制度，引儒生效力。在明清交替际，汉族知识分子中虽有夏完淳、史可法等忠烈，但更多如侯方域、钱谦益辈，见朝廷重文治，便踊跃参与科举。有诗讽曰：“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翻思吃国粮。”此诗辛辣，却撇开个人道德，从国家长治久安看，清朝重文官制度，确对巩固政权与社会安定起关键作用。

法典的演变：从《会典》看文官制度

文官制度作为行政法律要部分，其法律渊源深植立法中。清朝文官制度法律体系完备，以《大清会典》与《大清会典事例》为核心。清承明制，以《会典》规定朝廷职责、编制、相互关系及所掌政令。《会典》具大清国家总章性质，《乾隆会典》“凡例”云：会典“以典章会要为义，所载必经久常行之制。兹编于国家大经大法、官司所守、朝野所遵，皆总括纲要，勤为完书”。

清朝编修五部《会典》。最早的《康熙会典》与《雍正会典》以《明会典》为蓝本，依葫芦画瓢，以官举职，以职举政，各条尾附例，典例合编。至《乾隆会典》，因此前规定经实践已成熟，而具体案例随社会发展不断变化，故循“夫例可通，典不可变”原则，编纂体例做重大改变：《会典》一分为二，事例部分成单行《乾隆会典事例》。后《嘉庆会典》沿用此区分，名改《嘉庆会典事例》；《会典》中图也被单列，编为《大清会典图》。至清末《光绪会典》，各项内容臻于完善，堪称中国古代行政法律集大成者。这番演变，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法典随时代调整，以应万变，暗合道家“道法自然”之思。

纵观清朝文官制度，其由来与发展，既是历史必然，也是统治者智慧抉择。文治武功，相辅相成；法典人心，缺一不可。在历史洪流中，文官制度如舟行水上，载着王朝驶向兴衰彼岸，留给后人无尽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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