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屈宜臼为何断言韩昭侯走不出新修高门?答:盖因国君不顾旱灾兵祸、奢侈劳民,失却天时人和,终致身死门成,一语成谶。

话说战国年间,韩昭侯在位第二十六年,一座巍峨高门在都城拔地而起。可谁曾想,这本该是彰显国威的门楼,竟成了国君的催命符!你道是何缘故?且听我细细道来。韩昭侯二十四年,秦国铁蹄踏破宜阳;二十五年,大旱千里,百姓三餐难继,饿殍遍野。值此危难之际,昭侯非但不抚恤黎庶、开仓赈灾,反耗巨资修筑高门,奢靡之风甚嚣尘上。楚国大夫屈宜臼闻讯,摇头叹道:“君王必无机会从这门走出!”昭侯不解追问,屈宜臼正色道:“我所谓时机不对,并非择日不吉,而是人行事当合时宜。往昔昭侯八年任申不害为相时,韩国法度严明、国富民强,诸侯不敢犯境,那时修门何妨?可如今前年失宜阳、今年逢大旱,不恤民而自肥,岂非自掘坟墓?正应了古语‘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此乃天怒人怨的警醒!”
果然,高门落成之日,便是昭侯驾崩之时。史载韩昭侯二十六年,门成而君卒,他终究没能踏出这劳民伤财的门楼半步。屈宜臼的预言,竟如刀刻斧凿般应验。
屈宜臼评议的核心,正在于国君行为须与国运相契。试想:当国力强盛如申不害治韩时(昭侯八年任相至二十二年卒),修门是锦上添花;可外患内忧交加之际(二十四年秦占宜阳、二十五年大旱),仍挥霍民脂民膏,便是雪上加霜。其论据层层递进:前年丧地,今年饥荒,不救民困反图享乐,岂非将国家推向深渊?此理古今通——奢靡失时,必遭天谴。君不见多少王朝,皆因这般“时运衰耗而行为奢侈”而倾覆?
恰如杜工部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韩昭侯却视黎民如草芥,只顾门楼高耸,终落得身死名裂。此非天意弄人,实乃民心尽失之果。
屈宜臼一言,道破治国根本:民心向背胜于金城汤池。奢侈失时者,纵有高门万丈,亦是坟墓入口。此理如黄钟大吕,警醒后世君王——为政当以民为本,岂容福祸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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