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的真相往往掩藏在故纸堆的尘埃之下。大清自入关以来,这贪腐的毒瘤便如影随形,从未断绝。世人皆道雍正皇帝铁面无私,乃是反腐的一把好手,但这其中的道理,却颇耐人寻味。

道家修行讲究“真常应物”,若心术不正,便是画虎类犬。雍正皇帝的反腐,乍看之下雷霆万钧,细究之下,却多是为了争权夺利。他那把反腐的快刀,砍向的大多是“八王党”或是年羹尧、隆科多这类政敌。这就好比那吕洞宾祖师曾言的“黄粱一梦”,看破了不过是名利场上的角逐。
想那雍正年间设立的“会考所”,虽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独立审计部门,看似开创之举,实则昙花一现。这部门不过存在了三年,其主要职能竟是针对所谓的“八爷”及其工部进行“严格审计”。所谓的铁面,终究还是为了皇权的稳固。即便如直隶总督蔡珽,因揭发年羹尧有功,即便犯下杀害商人之罪,也能被重用;而后来他陷害岳钟琪碰了雍正的底线,这才被抓。这其中的逻辑,并非全是公义,更多的是政治博弈。
当然,并非说雍正不严,他在位时对贪官的杀伐决断确是骇人听闻。雍正十二年三月,河南学政因科举受贿被判绞刑;同年十二月,汉军都统李杕处斩;就连金庸先生的祖上查嗣庭,也因日记悖逆、科场作弊被戮尸枭首。这种严酷,虽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官场,但并未触及腐败的根基。
那么,既然腐败如此严重,为何清朝没有像秦隋那样二世而亡?这便要说到清朝统治的“双格局”与“潜规则”的奥妙了。
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清朝入关后,深谙此道。在汉人地区,他们尊奉儒家,开科取士,让知识分子安心做官;在边疆地区,则利用藏传佛教安抚蒙古西藏。汉人百姓向来不以血统论正统,只要统治者尊崇孔孟,大家便相安无事。这种思想上的控制,比刀剑更为长远。
而在官场运作上,清朝的腐败有一种“底线”,那就是“陋规”。这陋规虽是行贿,但一旦额度确定,便成了不成文的规矩。这就像张三丰祖师教拳,架子摆在那,只要你不乱动,便没事。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可预期性”。老百姓最怕的不是贪,而是贪得无厌、没有底线的贪。清朝的官员,只要收的“陋规”不超过约定俗成的数额,朝廷往往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旦有人坏了规矩,比如闽浙总督杨廷璋强索下属借贷,或者富勒浑、雅德向盐商索要巨额陋规,那朝廷的板子立马就会打下来。哪怕是左宗棠这般清廉的名臣,为了办公经费,也不得不收“陋规”,但他收了之后全数公用,留给儿子的家产不过区区几千两。
这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皇帝每隔一段时间,像顺治、雍正、嘉庆、咸丰那样,出来折腾一下官员,打打板子,杀几个人,维持一下高压态势;而官员们则在“陋规”的框架内,小心翼翼地分润利益。正如《诗经》所言:“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只要这风不刮得太猛烈,这艘破船便能摇摇晃晃地继续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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