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加本是生机,但在清朝却因土地与技术限制,变成了压垮帝国的沉重包袱。

历史这东西,看似周而复始,实则步步惊心。在中国古代,人口往往被视为国力的晴雨表,但在明清两代,这晴雨表却有些失灵了。要知道,在明朝以前,中国人口鲜有超过一亿的大关,一旦接近这个数字,往往便是战乱频发、改朝换代的前兆。可到了明清,人口却像是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反而让中国经济在低水平的泥潭里挣扎。
这其中的道理,其实藏在老百姓的钱袋子里。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定下的规矩,是把百姓分门别类管起来,银子不够,就用劳役抵。这法子刚开始还行,但日子久了,社会经济一发展,这套老皇历就不中用了。后来张居正出来收拾局面,搞了个“一条鞭法”,把繁杂的赋税徭役一股脑儿折算成银子,按田亩征收。恰逢那时美洲和日本的白银大量流入,大明朝不缺银子,这赋税货币化一推行,征税的基础便从“人”转到了“地”。只要你名下没地,税赋压力便陡降,这对于底层百姓来说,无疑是松了绑,生儿育女的念头自然也就活泛了。
到了清朝,雍正皇帝更是个明白人,他推行的“摊丁入亩”,干脆把丁税彻底并入田赋。这一招厉害,直接把人头税给废了。康熙爷也曾说过“永不加赋”,这在明朝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税轻了,负担小了,人口的上限自然就被撑开了。所以明末人口快到两亿才乱,而清朝一路飙到四亿才出问题,这背后的推手,正是这财政制度的变迁。
再说这清朝入关,其实也带来了一种“和平红利”。明朝时,中原百姓得同时供养两支大军,一是朝廷官军,二是关外虎视眈眈的游牧铁骑,苦不堪言。满清入关后,内外一家,只需供养一支中等强度的军队,战事少了,百姓的财政压力自然又降一截。这便是为何清朝人口能爆炸式增长的原因之一。
坊间常有传言,说清朝人口暴涨是因为引进了玉米、土豆这些美洲作物。这话听着有理,实则经不起推敲。数据摆在明处,直到民国初年,美洲作物的产量还不足中国粮食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并非是因为有了洋作物才多了人,而是因为人实在太多了,不得不引进这些作物来填饱肚子。
道家有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人口多了,若没有相应的智慧去驾驭,便成了灾难。想起吕洞宾的一桩旧事,说他曾想点石成金救济穷人,那人却贪心不足,要吕祖传授点金术。吕祖叹道:“点石成金虽好,但这金子终有数,人的贪欲却无穷,数年之后,金子复化为石,你又要如何?”这人口的增长亦是如此,若无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单纯的人海战术,终究难以为继。
清朝人口的急剧增长,最终让帝国陷入了一种“自我锁死”的状态。人多了,劳动力就极其廉价,便宜到任何以节省人力为目的的技术发明,都显得多余且不划算。既然雇人干活比造机器更便宜,谁还会去费劲搞革新?这种低水平的内卷,就像是一道无形的枷锁,锁死了中国工业化的萌芽,让大清在近代的竞争中输在了起跑线上。
正如苏轼在《赤壁赋》中所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在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人口的数字固然壮观,但若不能转化为真正的国力与智慧,这庞大的基数,最终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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