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之所以不怀疑太医,全赖严苛的制度、卑微的地位以及“伴君如伴虎”的高危处境,令其根本无隙可乘。

南怀瑾先生在谈及旧时社会阶层时,常感叹医道虽仁,但在封建等级森严的体系下,医生往往被归入“方技”之列,地位远不及士大夫。在皇宫大内,这种落差更为明显。太医院虽名为“院”,御医虽身着官服,但品阶通常不过五品,甚至低至七八品,在权倾朝野的大员眼中,不过是些“贱工”。然而,这群地位不高的人,却能自由进出森严的禁宫,这并非皇帝心大,实则是有一套足以让任何人心生畏惧的“规矩”在管着。
如今荧幕上的宫斗剧,常有太医因救治不力被满门抄斩的桥段,这并非编剧夸大,历史的残酷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伴君如伴虎”,给皇帝看病,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
嘉靖年间的“壬寅宫变”便是惊心动魄的一例。当时宫女杨金英等人趁嘉靖帝熟睡企图勒死他,皇帝气若游丝。太医院院使许绅明知此时用药若稍有差池,便是灭顶之灾,但他不得不硬着头皮调了一剂猛药。幸运的是皇帝吐出紫血苏醒,许绅因此功封一品,但他却因惊吓过度,不久便一命呜呼。这便是御医的真实写照:救了君王是忠心,救不了是死罪,救活了把自己吓死也是常态。
史料载,唐朝同昌公主病逝,唐懿宗一怒之下斩杀二十余位御医;宋宁宗驾崩前,曾有御医因诊脉后预感大祸临头,竟惊惧而亡。道家讲究“性命双修”,但在皇权面前,这些医者的“命”完全不由己。吕洞宾祖师曾云:“药能医假病,酒不解真愁。”对于太医而言,他们面对的往往是帝王那难测的“真愁”与龙体,稍有不慎,便是身首异处。
既然风险如此之高,为何皇帝还敢让他们随意进出?因为制度的设计将“信任”降到了最低,把“防范”提到了最高。
《太清会典》有云,太医院分大方脉、小方脉、伤寒等九科。看似分工明确,实则每一环节都在监视之下。太医入宫诊病,称为“请脉”。这过程绝非电视剧里那般私密,身边不仅有太监宫女环伺,更有内务府官员记录在案。诊脉开方后,药方需一式两份,一份存档,一份送御药房,且必须署名。若日后龙体有恙,这份药方便是追责的铁证。
古语云:“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但对于太医,这堵“危墙”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日常。到了煎药环节,更是如炼丹般严苛。太医手中并无药材,药材由内务府专采,炮制时需有首领太监、总管太监等多人在场见证。最绝的是,药需煎两份,一份呈上,一份留存备查。
药煎好后,还要由太医、太监先尝,确认无毒后,方能由宫女喂服。这一套流程下来,太医想做手脚,简直比登天还难。张三丰真人曾言:“顺则凡,逆则仙。”在皇宫这套严密的制度里,太医们只能“顺”着规矩走,稍有“逆”动,便是万丈深渊。
所以,太医之所以能随意进出却不被怀疑,并非因为皇帝信任他们的人品,而是因为这套让人不敢生二心的制度。在那个皇权至上的年代,太医不过是被关在笼子里的“技术工种”,他们的自由进出,不过是建立在绝对恐惧之上的虚假繁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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