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春运吗古人回家乘坐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古代当然有春运，只是那阵仗比起如今这“亿级迁徙”，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可同日而语。

说起这“春运”的源头，怕是要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周朝。那时候春节虽未定型，但年节的雏形已现，祭祖、团圆的念头一动，这回家的路便成了心头大事。到了东汉，“正月之旦，是谓正日。躬率妻孥，絜祀祖祢”，这便是过年回家的实证。魏晋守岁，唐人拜帖，宋人爆竹，明人迎灶，年味儿越浓，这团圆的执念便越深。只是，古人回家，不像现在这般轰轰烈烈，这其中既有客观的无奈，也有主观的定力。

人口少，规矩多，古人不想动

咱们先看这人口基数。夏商周那会儿，全中国不过一千三百万人；秦汉至唐，撑死了五六千万；即便到了清朝道光年间，人口暴涨至四亿，也不过是如今十四亿人的一个零头。人少了，流动自然就少。再说这流动的人群，如今是工农兵学商齐上阵，而在古代，有春运需求的基本上只有两类人：出差的公务员和经商的买卖人。

古代讲究“士农工商”，商人地位虽低，但为了生计不得不走南闯北；至于那当官的，国家倒是体恤，尽量不安排春节期间出差。至于农民和工匠，那是被土地和手艺死死钉住的，安土重迁，哪有那么多远游的心思？

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古人的心性。孔夫子曾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不仅仅是孝道，更是一种对家族责任的坚守。在古人看来，父母健在时守在膝下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即便万不得已要出门，许多官员赴任也是拖家带口，把父母妻儿一并接走。这便少了那份“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凄凉，自然也就少了那份必须赶回家过年的急切。这其中的道理，正如道家修行讲究的“安身立命”，心若不安，走到哪里都是流浪；心若安处，何必执着于那一时的归途？就像那传说中的张三丰祖师，一生云游四海，行踪不定，看似无家，实则处处是家，因为他修的是这颗心，不被外物所累。

路难行，车马慢，回家是一场修行

若真要回家，那便是另一番光景了。古人没有飞机高铁，唯一的依仗便是两条腿、畜力车和船只。对于穷人而言，“11路公交”是最省钱的，但也是最磨人的。路途遥远，盘缠是个大问题，风餐露宿更是常态。若是走水路，倒是个经济实惠的选择，唐朝顺水一天三文钱，逆水十五文，但这也要看老天爷赏不赏脸，冬日江河封冻，船只便成了摆设。

所以，最普遍的交通工具还是车。在畜力车普及之前，靠人扛的辇、轿子，短途尚可，长途简直是折磨轿夫的酷刑。待到驯化了六畜，马车、驴车、骡车便成了主流。秦始皇修了“驰道”，相当于古代的高速公路，但这路再好，马也是肉长的，跑不过现在的铁皮盒子。马车时代与汽车时代，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空维度。

那时候的车，名堂也多。最豪华的叫“辒车”，带窗户能调温，简直是古代版的房车；其次是安车、轏车。还有那客货两用的辎车，运大木头的痴车，以及独轮车、鸡公车。但这些工具，终究无法跨越千山万水的阻隔。交通的不便，硬生生把“回家”变成了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正因为归家不易，古人的那份思乡之情才显得格外厚重，化作了流传千古的诗篇。隋代薛道衡回不了家，只能在诗中叹息：“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唐代王湾滞留北固山下，望着江上客船，写下：“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这哪里是在写景，分明是在写那颗急切归家却又被现实阻隔的心。

说到底，古代的春运，是一场身与心的双重考验。路途虽远，车马虽慢，但那份对家的眷恋，却比任何时候都要纯粹。正如吕洞宾祖师所言，“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在这漫长的归途上，古人或许比我们更懂得珍惜那来之不易的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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