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面对疫情又是如何防范的,西汉时期就已经使用隔离法了

隔离：从西汉到明清的防疫智慧

疫病之烈，自古而然。东汉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大疫，曹植《说疫气》中道：“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此情此景，读之令人心惊。

然古人未屈服于瘟疫，反以智慧应对。隔离之法，自西汉始。《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旱蝗继以疫，朝廷下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此即腾空官邸安置患者，免费给药，堪称中国医学隔离之始。实则先秦已有隔离之雏形，《睡虎地秦墓竹简》载，秦时令麻风病人迁居“疠所”，以防传染。

后世沿袭此法，南朝齐设“六疾馆”，北魏立“别坊”，唐代置“患坊”，宋代建“病坊”“安乐坊”，明清则有“养济院”，兼具医院与隔离之用。军中隔离更早见于东汉，延熹五年皇甫规西征，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感染者悉数安置于“庵庐”——专为病患所设隔离所。

《周易》有云：“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古人隔离之策，正是此理。清皇室更设“避痘所”，皇子远避痘疫，且规定“有疾九日内不得相视”，堪称严格隔离。居家不出、疫区封城，亦为古人常用之法，皆在阻断疫病传播。

救治：古方里的担当与仁心

相传张三丰隐居武当时，见山民染疫，便以山间草药制“丹心散”，救活多人。道家“济世救人”之念，与朝廷“仁政”相呼应，成就了古代防疫的又一支柱——赐药颁方。

南北朝时朝廷已向民间颁方，宋代尤甚。《圣惠方》《简要济众方》等官修医典，所载方剂多沿用至今。绍兴二十六年临安瘟疫，高宗赵构推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嘉靖二十年京城疾疠，明世宗朱厚熜亲制“济疫小饮子”，散发于民。

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更载诸多疫病良方：“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治肺炎，“白虎汤”疗流脑，“葛根黄芩黄连汤”愈肠炎，千年后竟用于“非典”救治，足见古方之效。古人云：“医乃仁术”，此非虚言。

今人观古，当知防疫之道，在于“防”与“治”并行。隔离断其源，救治减其势，更需医者仁心、朝廷担当。至于药方选择，当以经典为鉴，勿过其剂，此亦古人“过犹不及”之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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