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大多疏于早朝,根子在于早朝制度本身从“察民情”逐渐异化为“累心劳形”的负担。

早朝这规矩,本是太祖朱元璋所立。这位从田垄间走出的皇帝,深知民间疾苦,废除丞相后唯恐被蒙蔽,便以大规模早朝“体察民情,免受欺蔽”。起初确有几位皇帝恪守祖制,加之文官集团监督严苛,皇帝若不上朝,便遭公开指摘,只能日日赴朝。
据《大明会典》载,早朝之苦,非亲历者难知。大臣须午夜起身,穿越半个京城抵午门;凌晨三时,已立于门外待命。待五更钟响,宫门方启,百官过金水桥,于广场整队。其间若有咳嗽、吐痰,或步履稍缓,便被御史记录在案,听候处置。及至皇帝驾临太和殿,四品以上官员方得近前对话,余者皆行三跪九叩之礼。这般排场,对君臣而言,皆是煎熬。
然自明英宗以降,早朝渐成君臣之累。英宗八岁即位,早朝时不过呆坐,政务尽决于太后与大臣,早朝遂失其本义。后世皇帝多嫌日日赴朝劳神,转而以批阅奏章为便,早朝遂成偶尔之举。
道家修行讲究“无为而治”,传说张三丰观蛇鹊相争,悟出“以柔克刚”之道——治大国如烹小鲜,过犹不及。皇帝若日日困于早朝的繁文缛节,反如“抱薪救火”,心神耗散,何暇深思国事?嘉靖、万历二帝,索性二十余年不朝,非是怠政,实是厌这“形式大于内容”的虚耗。
制度若失了“应时而变”的灵性,便只剩僵硬的躯壳,徒增君臣双方的疲惫。早朝本为“防蒙蔽”,却异化为“防偷懒”,君臣相疑,上下隔阂,焉能不败?
反观亡国之君崇祯,虽日日早朝,批奏折至凌晨,比太祖更勤,却仍难挽狂澜。恰如李白所叹:“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治国不在形式之勤,而在心念之诚。早朝与否,本是小事;能否洞察世事、体恤民情,方是根本。
《道德经》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火候太过则焦,不及则生。明朝早兴早亡,未必是皇帝不喜早朝,而是忘了太祖立制之初意——察民情、解民忧,而非困于晨昏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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