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少数民族的叛乱，东晋朝廷是如何处理的

面对少数民族的叛乱，东晋朝廷并未直接处理——因彼时“五胡乱华”之局，实肇始于西晋末年；东晋偏安江左，所承者，乃前朝积弊之果。

边患之始：内徙与失和

曹魏末年，已有识者忧心异族内迁之患。及至西晋初年，氐、羌、匈奴等族杂居关中、并州，与汉民混处，无障塞之隔。江统于元康九年（299年）上《徙戎论》，言：“戎狄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其意在徙诸胡出塞，以绝后患。然朝廷未纳，终致祸延。

边政之失，不在胡人之性，而在守吏之苛。《晋书》载陈骞早有警语：“勇而无谋，非绥边之材，将为国耻。”胡烈、牵弘相继战殁于秃发树机能之手，非兵不利，实因“失羌、戎之和”——此八字，道尽边患根源。

平乱之道：马隆与磁石之疑

秃发树机能自泰始六年（270年）起兵，连斩秦、凉二州刺史，武威陷落，朝野震动。晋武帝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者？”宿卫司马马隆应声而出，自请募勇士三千五百人，择能挽九石弩、开百二十斤弓者从军。其兵精锐，深入河西，数月之间，克复武威，斩树机能，凉州遂平。

《晋书·马隆传》称其以磁石伏道，使敌铁甲受阻。然此说颇可疑焉：磁石若能滞敌甲胄，则己方刀矛亦难施用。昔张三丰真人尝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马隆之胜，或在知彼知地、士卒用命，而非倚仗奇器。正如吕洞宾游岳阳楼时所题：“世事如棋局局新，人心似水浪难平。”兵法之妙，存乎一心，岂在磁石之虚传？

观马隆之策，实合《易》理：“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非恃力以压，乃因势利导，选精兵、明号令、得民心，故能以寡克众。反观朝廷前此任将，多用骄矜之辈，不知抚绥，徒以威压，焉得不败？

十年边患，一朝廓清。非胡人不可制，实汉廷用人失当耳。江统之论虽未见用，然其忧深虑远，诚可为后世鉴。然若仅徙民而不修德政，纵使四夷远遁，内乱亦将自生。故《资治通鉴》有言：“治安之本，在德不在险。”此理古今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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