纣王是否真如后世所传那般残暴?实则其人雄才大略,文武兼备,后世之恶名,多因胜者书史、时势所迫而层层叠加。

商朝末代君主,名子受,庙号帝辛,后世称纣王。在《封神演义》等小说与戏曲中,他被塑造成沉湎酒色、炮烙忠良、筑酒池肉林的暴君。然此形象,实乃周人伐纣之后,为正其统绪、立其道义,层层渲染而成。正如太史公所言:“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此人非但不愚,反具超凡才智与勇力,能言善断,可搏虎豹,岂是庸碌昏聩之辈?
更须知,夏商之际,鬼神之说盛行,祭祀常以活人殉葬。帝辛即位后,竟敢逆时代之潮,削减人牲,抑制神权,此等举措虽利民生,却触怒守旧贵族与巫祝阶层,亦为周人所忌。故《尚书》所载其“罪”,不过“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听妇人言”数条,实则皆因其打破世袭垄断,擢拔寒门,动摇旧制根基。
帝辛在位三十余载,非但未使国势衰微,反将商朝推向鼎盛。其父帝乙曾征东夷未果,至帝辛亲率大军南征,平定淮泗诸部,拓土千里,使中原与东南文化、经济交融互通。此役虽耗国力,却奠定华夏东南疆域之基,功不可没。彼时商之版图,北抵幽燕,南达江淮,西控关中,东临大海,可谓“四海咸服”。
此外,传说帝辛尝以竹箸取食,始创筷子之用;又重农桑,修水利,促百工,隐然已有“一天下”之志。此等作为,岂是耽于声色者所能为?
古语云:“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常遭非常之谤。”帝辛之改革,远超其时社会结构所能容纳。彼欲以人力抗天命,以新法代旧俗,恰如吕洞宾初入道门,世人皆笑其狂,孰知其后证道成真?又似张三丰独坐武当,世人讥其孤僻,终开内家一脉。超前者,常被目为异端;革新者,多蒙污名于当时。
周人起于西陲,久蓄问鼎之心。值商军主力陷于东南,国内空虚,遂联合诸侯,以“吊民伐罪”为名举兵。既胜,则尽收典册,重写历史。于是帝辛之功,化为罪状;其志,转作荒淫。后世儒者承周制而尊礼法,更将纣王推为“万恶之首”,以警后世君王勿违祖制。
观史至此,不禁想起苏子瞻《赤壁赋》中一句:“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历史之真,常在变与不变之间。纣王之“暴”,或非其性本恶,实乃时势不容其新,胜者不容其存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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