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利之业,古来多矣,然其利愈厚,其祸愈烈。盐铁茶马,皆属此列,尤以贩盐为甚——赚得金山银山,往往落得身首异处。

古之治国者,知民不可夺其食,故田赋虽重,尚留喘息;然盐乃日用所必需,无盐则百味失、筋骨弱,百姓日日需之,无可替代。于是朝廷设盐铁之禁,专营垄断,低价收于灶户,高价售于万民,一进一出之间,利如江河奔涌。
然法网虽密,利诱更甚。私盐贩子冒死而行,非不知刑律森严,实因一担私盐之利,可抵十亩良田之收。官盐价高质劣,私盐价廉味纯,百姓趋之若鹜,私贩遂成燎原之势。
唐末黄巢、王仙芝,本皆盐枭出身,散财聚众,揭竿而起,竟撼大唐根基;元末张士诚,亦以贩盐起家,据高邮称王,一度与朱元璋争雄。此非偶然,盖因盐利积厚,足以养兵买马,结连豪杰。正如《资治通鉴》所言:“利之所在,人争赴之,虽斧钺在前,不能止也。”
道家有言:“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扬州盐商盛极一时,富可敌国。清乾隆年间,盐商资本逾七千万两白银,竟倍于朝廷岁入。然其宅第连云、歌台暖响之际,亦是祸胎暗种之时。一旦天子缺饷,或权臣构陷,顷刻家产籍没,子弟流徙。彼等纵日日笙歌,夜夜宴饮,心中未尝不怀“朝不保夕”之惧。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一语道尽茶商奔波之苦与逐利之切。茶虽不如盐之刚性,然自唐以降,饮茶成风,上至宫闱,下至市井,无不嗜之。王建诗云:“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可见茶市之繁盛,昼夜不息。
茶商之所以致富,非独因茶之畅销,更在其组织严密,商帮林立。采于山,焙于坊,运于舟车,售于南北,环环相扣,如臂使指。且茶有等级,龙团凤饼供贵胄,粗叶散茶济黎民,上下通吃,利源广开。
昔吕洞宾游岳阳,见茶肆喧阗,笑谓弟子曰:“世人争利如蚁聚膻,不知一盏清茶,本为涤烦疗渴,今反成营营之具。”此语虽寓道家超脱之意,却亦点出茶业之悖:本为清心之物,竟成逐利之媒。
然茶商虽少有如盐枭般被斩首示众者,亦难逃倾覆之厄。朝廷课以重税,官吏巧取豪夺,加之商路险阻、盗匪横行,一夜暴富者,亦可一夕破产。所谓“富贵如春梦,荣华似朝霜”,岂虚言哉?
故观古之暴利行业,莫不系于国计民生之命脉。朝廷以之为帑藏之源,百姓赖之为日用之需,而从业者夹于其间,虽得巨利,实履薄冰。正应了那句老话:“利深者危,名高者毁。” 若不明此理,纵积金如山,终不过为他人作嫁衣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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