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虽勤政如牛,然其治国之术失于根本,用人无方、信义不立、赏罚不明,终致大厦倾颓,非天亡明,实人失道也。

崇祯帝登基之初,锐意革新,宵衣旰食,日理万机,欲挽狂澜于既倒。史载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诚可谓勤矣。然勤而不明,犹盲人策马,愈疾愈危。昔张三丰真人尝言:“修道如治国,贵在守中,不在躁进。”崇祯之弊,正在于心急求成,举措失序。
勤政若无章法,反成祸源。他诛魏忠贤,本为肃清阉党、重振朝纲,然旋即疑忌忠良,首鼠两端。袁崇焕督师蓟辽,赐尚方宝剑,委以重任,未几竟以“通敌”之嫌磔于市。此非但寒将士之心,更使群臣莫知所从——今日之忠臣,明日之罪囚,何人敢竭力效死?
治国之道,首在用人;用人之要,在信与恒。崇祯十七年间,阁臣更迭五十余人,总督巡抚诛戮如刈草芥。大臣朝参如赴刑场,人人自危,焉能同心协力?反观皇太极,待洪承畴以礼,容祖大寿反复,终得其死力。此非仅权谋之巧,实乃“信”字为基。《道德经》云:“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崇祯失信于臣,臣亦离心于君。
更有甚者,朝廷无明确功赏之制。汉时班超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而明末士子纵有报国之志,却不知功成之后是赏是戮。于是结党营私者众,清流自保者多,民生凋敝,盗贼蜂起,双线作战之困,实由内溃而生。
道家有言:“治大国若烹小鲜。”火候太猛,则鱼烂;翻动太频,则形散。吕洞宾尝游金陵,见一庖丁解牛,刀刃若新,问其故,答曰:“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治国亦然,须顺其势、守其常。崇祯频换将相,朝令夕改,恰如强扭瓜藤,欲速不达。
临终煤山,自缢前书“诸臣误朕”,然《史记》有训:“君仁则臣直,君暴则臣谀。”国之兴亡,系于君德。崇祯非不勤,实不明;非不苦,实不智。正如苏轼《赤壁赋》所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纵有回天之力,若失其道,终归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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