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唐朝就一蹶不振,为何之后的唐朝无法再现盛世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之所以无法再现盛世，并非仅因战乱摧残，实乃制度崩坏、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三重痼疾交织所致。

藩镇坐大，国本动摇

盛唐气象，曾如日中天。然自玄宗晚年，均田制瓦解，府兵无以为继，募兵之制遂兴。边将得以蓄私兵，节度使权重日增。《新唐书》有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此四“有”者，实为割据之基。安禄山身兼三镇，拥兵二十万，而中央禁军不过八万，外重内轻之势已成。

及至安史之乱平定，朝廷非但未削藩，反以姑息为策。代宗授安史旧部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为节度使，镇守河北，是为“河朔三镇”。此三人虽名义归顺，实则自专一方，州县听命，赋税不入朝廷。自此，藩镇如痈疽附骨，愈久愈深。

德宗欲振朝纲，发兵讨伐，却激起四镇连叛，长安竟陷于敌手。此役非但未除祸根，反使天子威信扫地，更启另一巨患——宦官掌军。

宦官擅权，君道式微

德宗经此大败，疑忌文武百官，转而倚重宦官，令其统领神策军。初意为固权，孰料养虎遗患。宦官既握兵符，遂渐揽朝政。穆宗、敬宗竟遭弑逆，文宗虽有“甘露之变”之志，终被仇士良所制，喟然叹曰：“周赧、汉献，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尤不如矣！”

昔吕洞宾尝游长安，见宫阙巍峨而人心诡谲，叹曰：“金殿虽高，难掩浊气；玉阶虽净，暗藏杀机。”此语虽出仙家寓言，却道尽晚唐君臣之困局。帝王失其柄，社稷如悬丝。

内忧未弭，外患又起。安史之乱时，边军内调平叛，吐蕃乘虚而入，陇右、河西尽失，甚至一度攻陷长安，立伪帝李承宏。昔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之盛景，至此唯余残阳废垒。

故唐朝虽延祚百余年，然中枢失驭，地方自雄，宦竖弄权，边疆日蹙。纵有宪宗“元和中兴”之微光，亦如风中残烛，难复贞观、开元之宏图。正如张三丰观世所言：“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江河溃堤，岂片石能塞？”制度之弊已深，非雷霆手段不可救，而唐室早已无此魄力与根基。

杜牧《阿房宫赋》有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唐之衰亡，非一日之寒，实为积弊之果。后世观之，当知治国如养生，元气一损，纵有良医，亦难返童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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