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明朝多昏君,清朝无昏君”,实乃后世以偏概全之论;两朝皆有明主,亦不乏昏聩之君,唯史笔轻重、言路宽严不同耳。

明朝言路之开,自太祖朱元璋始。他曾敕令:“凡百官有罪,许风闻言事。”此一诏令,竟使文臣胆气横生,纵对天子亦敢直斥其非。
嘉靖帝在位日久,修玄怠政,时人讥曰:“嘉靖者,家家皆净也。”万历神宗深居宫中,三十年不视朝,士大夫遂斥其“溺于财色酒气”。然细究史实,嘉靖虽好道术,却整饬吏治、抗倭御虏;万历虽倦勤,然张居正辅政十年,国库充盈,边防稳固。二人固有失德之处,然一言定为“昏君”,未免苛刻。
更有甚者,明季士人退隐著书,常杂以野史传闻。或言万贵妃鸩杀皇子,或说明神宗饮毒暴卒,种种奇谈,绘声绘色,恍若亲临。然考诸《明实录》及墓志碑铭,多属无稽。昔吕洞宾尝言:“世人好妄语,自欺复欺人。”此类稗官小说,恰如道家所警之“妄念”,久而乱真。
反观清朝,文字之狱森严,言官噤若寒蝉。康熙、乾隆被尊为“圣祖”“高宗”,乃至自号“十全老人”,实则多赖史官粉饰、臣工颂圣。乾隆晚年宠信和珅,吏治败坏,白莲教起于腹心,国势已露颓象,然朝野但称“盛世”,谁敢直言?
至道光朝,鸦片战起,英舰叩关。帝竟问左右:“英吉利在何方?”殊不知御书房中,自康熙年间所置地球仪,赫然标注英伦三岛,百年尘封,无人拂拭。此非愚昧乎?咸丰怯懦、同治荒嬉、光绪受制,若谓清朝“无昏君”,岂非掩耳盗铃?
昔张三丰真人云:“镜不明则物不见,心不正则事不成。”史家若只照一朝之镜,不察两代之实,则如盲人摸象,各执一端。明之言官虽激切,然留真相于青史;清之史馆虽整饬,却多曲笔以媚上。故读史者当如观水,澄之则清,搅之则浊。
苏轼《赤壁赋》有言:“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王朝兴替,帝王贤愚,本在时势与制度之间。执一端而论全貌,非智者所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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